《Mao》以1736万美元被香港富豪刘銮雄拍得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安迪-沃霍尔可能算是一个。白化病人的脆弱肌肤，淡金色的蘑菇头，水泡一样的大眼镜，同性恋者的整饬衣装。不死的沃霍尔直到21世纪还在施展点石成金的功力。

你可以叫这种东西波普，或者POP，或者Popular，也可以称为流行与通俗，反正就是这个东西让沃霍尔这个捷克工人移民的后代在六十年代登上“波普教皇”的宝座，大红大紫。在他之前的传统艺术家鄙视他，在他之后的新兴艺术家嫉妒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拥戴他，关键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他。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股中国热；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有了重大转变。那时，安迪-沃霍尔开始对中国及其领导人毛泽东产生浓厚兴趣。从1972年开始，他创作了一系列毛泽东的肖像作品。沃霍尔总是热衷于绘制超级偶像的肖像画，不管是梦露还是猫王。

这位创作了多幅毛泽东肖像的波普大师，在1982年之前，从未到过中国。不知道在此之前，他对中国抱有怎样的想象，不知道他怎么理解毛泽东。但不管怎样，当他降落在北京时，他与中国的联系变得实在和贴近了。

1982年11月安迪-沃霍尔和摄影师克里斯多佛-马可斯来到北京，这次计划外的旅行缘于一位香港年轻收藏家的邀请，沃霍尔被邀到香港创作戴安娜王妃的肖像。完成肖像后，还有两天空闲时间，于是，香港年轻富豪把他们带到了北京。

这位在西方如超级明星的艺术家，在1982年的中国却无人知晓。沃霍尔像一名普通游客一样，穿行在北京街头。他穿牛仔裤、夹克衫，背双肩包，手上拿着相机。马可斯认为，在北京沃霍尔轻松地脱下了“安迪-沃霍尔”这件外衣。

沃霍尔在各个景点拍照留念，天安门广场、故宫、长城……他们在短短两天里，转了不少北京的名胜。沃霍尔话虽不多，却很随意，一副入乡随俗的样子。

当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看见高悬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时，安迪-沃霍尔对马可斯说：“嘿，真大啊。的确，我画毛大概已经有四百遍了。我曾经看我到底一天能出多少件。我爱他的书，我经常读。我喜欢单纯的思想。”当时的故宫，广场上的地砖残缺不全，沃霍尔踏步行走其上，“它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气势磅礴。”沃霍尔说，“我以前不知道紫禁城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就像我小时候和黑人一起上学，当时也没意识到有什么特殊。”

沃霍尔以《毛主席语录》封面上的毛肖像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作品，用蓝色、黄色、绿色、红色等大胆的色彩来填充画面。沃霍尔认为毛泽东是东方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西方收藏家眼中“既陌生又常见”的面孔，有一种无可抗拒的魅力，自然也拥有巨大的市场。所以这些肖像画也是当年西方“毛泽东热”的结果。

那趟中国之行，安迪-沃霍尔被邀请到一位水墨画家的家里做客，画家为他画了一幅梅花水墨，沃霍尔则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美元符号“$”，符号性恰是他作品的明显特性。他的波普作品最重要的艺术形式是复制——一个又一个的可乐瓶，一张又一张的梦露肖像——当他在北京街头看到那些穿着整齐划一的人们，沃霍尔立刻就感受到了这种“复制”的相似性，所以他说：“我喜欢中国文化胜过喜欢我们的文化。它更简单。我喜爱清一色的蓝装。每人都穿蓝色，我喜欢每天穿戴同样的东西。如果我是服装设计师，我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设计同一件衣服。”

尽管只逗留了短短两天，沃霍尔还是在北京百货大楼采购了一番，装了一大箱子，尤其钟爱丝绸睡衣。为此，行李超重，他不得不多付1000美元给航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