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无法否定哲学对于艺术的自信，更无法否定过程哲学对于艺术的要求，不过，没有“邪恶”艺术会乏味！没有喜爱或憎恶邪恶的天才，就没有令人振奋的艺术！！这个道理如同没有怪物的阿波罗就没有光辉、没有鬼怪的神会失去正直一样。艺术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只不过，一些艺术、一些艺术家在处理这一关系时的态度与方式不一样，梵高让美与丑在他独创的关系式上保持沉默直至宁静；劳特累克故意让某一方处于胜利状态；而诗人洛特雷阿蒙却让取得胜利的一方(邪恶）发出欢呼与嚣叫。对待丑与恶的三种态度早在波德莱尔那会就用诗迁移到人的审美层面，而被理论家总结成一个概念“审丑”，但是他的诗无意中地放弃了天才应该具备的态度，致使如同一部“思想史”那样保持中立，因此，我们无法将其纳入天才才具有的三种态度之列。

就此我们再来看梵高的画，画家描绘的对象的自在价值似乎要克服环境（也可能是怀特海所说的命题的背景）才能独立，这个环境是什么呢？洛特雷阿蒙用了一连串的词汇，“紊乱、忧虑、堕落、死亡、异常、否定、幻觉、苦恼、摧毁、颠覆、眼泪、贪婪、迟钝、背叛、暴乱、暴政、大逆不道、愤怒、失信、血惺、高压、谋杀、贫困、流浪、无自由、无根据、虚伪、伤感、压抑、窒息、疯狂、疾病”⑿，这些词汇真的与思想只有一语之遥，而这种无逻辑排列呈现了当时的环境特征，这种环境，正是每一个天才艺术家、每一位天才的责任人都要面对的。只要他支起画板、伸出画笔，他就得触及这些，但从艺术与此的关系并具体到画笔与这些词汇的关系上来看，梵高在描绘对象的身后总得确立一个不被其淹没的独立价值。他笔下的对象吃土豆的人、矿工、囚犯、无结婚证的妻子、向日葵、鸢尾花、吊桥、星空等等，无论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必须被他的画笔排除掉一些特征性，而展示自在价值。那么洛特雷阿蒙所列的那些罪恶去了哪里？被消解了吗？这些是画笔不能够轻轻消解的，其实，那些邪恶全部被画家以生命形式承载了——一个对社会有责任的人、一个艺术天才只有承载得起那么多罪恶才能成为天才——这一点梵高的生平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因其是天才型艺术家，平时我们粗鲁地给了他一个令我们自己至今也感到无耻的代号“疯子”，这正是我们无知的表现，或面对天才时丑陋、无知、病态的态度，因此人们更无耐心和知识水平来理解他的画作中的艺术成份。我们喜欢他的某些画作，其实也是因为他极富盛名、评论家给了他崇高的地位和响亮的声誉而人云亦云以及附庸风雅，－－这种城市文化病、富人文化病至今仍在流行。或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爱听传奇故事、花边絮语的小市民，以自己最低级的荒唐标准、最粗俗的道德水准污染了疯子艺术家的真诚行为，以致以为他是能割下耳朵献给妓女的“疯子”，而从来没有认定梵高是一个负有巨大社会文化责任的人。因此无法理解梵高画作中所表出来的文化责任，以及以其文化责任为人类作出的贡献。

疯子，是平凡的人脱口而出的词汇，我们身处危险的健康，却对于天才给出一个极平庸的标准。其实，精神上的普通疾病，包括狂躁、抑郁、和相关的怪癖，都不能剥夺一个疯子成为有责任的艺术家的机会，也不能成为人们贬损他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的理由。纳西尔.加埃米在《一级疯狂》一书中说，精神上的普通疾病以及性格上的怪癖，这些都预示着杰出成就的稳定信号。当社会富庶和谐的时候，当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当社会感到满意的时候，我们最伟大的疯子忍受着平凡、失落、悲哀、无所作为的折磨，这个时候他确实是疯子。但是，当灾难出现时，当人类危机到了需要一种伟大的精神时，当人类需要全新的价值观重构社会时，如果疯子处在可以行为的位置，处在有所作为的位置，疯子就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疯子其实是最伟大的天才，最危险的疯子其实是伟大的领袖。也就是说，在灾难时刻，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灾难的头脑，一个疯子的领袖，这个疯子的领袖异常的头脑可以解决我们的异常问题。其实，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健康反而是危险的。疯狂才能使人心明眼亮，才能让人敏感，让人意识到社会的问题所在，才能发现危机，才能创造出时代丞需的全新价值，并有勇气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梵高、洛特雷阿蒙、劳特累克正是这样亲切、有责任的疯子，也是创造人类社会在某个时代极需要一种新价值的艺术领袖。

令艺术史学家也感到奇怪的是，梵高一生都是——从童年到画家——遭遗弃的，“所谓‘遭到遗弃’与‘没有价值的东西’，类似于梵高日后描述自己像个家人都害怕的‘大野狗……一只肮脏的动物’”，⒀  试想，家人的亲情是可以滤除其成员的一切可恶行为的，但是梵高一直以来令家人像见到野狗一样害怕，可见，要想在社会上获得更挑剔的人群的理解与尊重，那就难乎其难了。就是这么一个侍奉上帝而被《圣经》反复抛弃的人，就这么一个生平似乎充满血腥的人，人们从来没有想到后来他反而可以拯救另一个人甚至人类，人类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会具有责任感。恰恰在“这个时期的梵高极度虔诚与自我牺牲，却也同样不负责任与挑战权威”⒁（同上第２０页）。就在人们这样理解他的一些荒诞行为时，梵高在给他的弟弟提奥的信中宣称，他要用责任净化并且统合一切。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多重矛盾左右了我们，我们从理论上了解只有天才才同时具有魔鬼与天使的性格，只有天才才能同时具备上帝般的责任感与撒旦的仇恨、邪恶、顽皮和天真，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从来不会善待“魔鬼”。因此，在梵高富有盛名前人们没有善待他，我们仅仅只能把梵高的画当作客厅里的装饰品，借此来补贴一个凡夫俗子有所缺损的个性和气质，标榜我们还具有一点点魔鬼的个性与胆量，好让人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读洛特雷阿蒙的诗，是害怕被人们看成同类，我们谈劳特累克的画，是厌恶和平凡的人们一样纯洁，我们在书房挂一幅梵高的画，是仇恨我们过于平庸、是仇恨我们太与众相同。而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具备足够的水平通过他们的画的独特视角进入十九世纪以及十九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其实，梵高的画开阔到了人类未来的边缘，哪怕是一幅静物，都在探究生命的境况，探究生命与环境的各种复杂关系。他的艺术逻辑和思想脉胳虽然有些像画的背景一种疯癫，其实其指称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水平以及对他的信任。

虽然艺术史家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揭开了梵高传奇的神秘面纱，但人们还是只记住了他的传奇、故事、反叛、丑闻和疯狂，在一般人那里，疯子仍然是他的代名词，这虽然无法贬损他的盛名，但令人无意忽略了他的真正价值。如果梵高式神话令人着迷，那也只是在以下层面释放了不得志者、感到压抑的平凡人的复仇情绪，“基本上，在这个为艺术壮烈牺牲的故事下，隐藏的是令人满足，几近全面报复的幻想。任何感觉备受孤立或怀才不遇的人，都认同梵高，期待不仅获得救赎，同时也让批评者与心存怀疑的亲友蒙羞。此外，这个神话提供一个过分简化却吸引人的概念，即认为伟大的艺术并非出自特殊历史环境及艺术家　心呖血的努力，而是一个疯狂、神圣的傻子自然流露的情感。”⒂ 艺术史学家说，梵高身受的苦难与享受极大的盛名极为矛盾，这仍然不失为是历史上的一大讽剌。这一说法同样是习惯于把一些责任转嫁给历史，即使是一个离十九世纪较远的当代人——二十一世纪还在怀才不遇的人——如苏三、深秋、王波、吴艾等等，甚至令社会蒙羞的愤怒都没有了，而同时，社会也不再检视，在下一个世纪，还会不会让二十一世纪还在怀才不遇的人拥有一个梵高式的神话与传奇。在我看来，这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事。与梵高相伴的丑恶在这个世纪似乎拥有了合法化的身份。既然如此，那么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代，贬损这类天才艺术家的价值，与仅仅只享受其传奇，连历史也不会产生愧疚了。这就是现代人类文明的真实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