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两位策展人延斯-霍夫曼与阿德里亚诺-裴多沙
本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Istanbul Biennale）证明我们能够打破当代艺术双年展那常常空洞的策展理念。延斯-霍夫曼（Jens Hoffmann）与阿德里亚诺-裴多沙（Adriano Pedrosa）这对策展人组合并未像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那样欲使艺术家们“制造世界（Making Worlds）”，或是像今年里昂双年展和都柏林当代艺术展那样没完没了地宣告“一种可怕的美（"A Terrible Beauty）”。本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简约地名为“无题（12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1[Untitled (12th Istanbul Biennial), 2011]”。重大主题的明显缺席带来一种宣言式的强度，早就该开始对双年展策展的意义进行反思了。
霍夫曼与裴多沙选择以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作品为起点。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呼应着这位古巴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题目：多数名之“无题”并附以括号中的修饰语，“因为，”他曾说，“意义总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转变。”然而，本届双年展表面上的开放性却令其比多数同类展览更显紧致。五个小规模群展以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五件作品为概念之源，分布在博斯普鲁斯海岸边的前工业建筑Antrepo 3与Antrepo 5之中，包括“无题（抽象）[Untitled (Abstraction)]”、“无题（历史）[Untitled (History)]”、“无题（罗丝）[Untitled (Ross)]”、“无题（护照）[Untitled (Passport)]”和“无题（枪死）[Untitled (Passport)]”，后三者完全来自冈萨雷斯-托雷斯的作品之名。然而，作品本身却并不在场，每件作品只以墙上描述文本的形式存在。各自独立的作品丛生于群展之间，深化着对主题的探索。
“无题（抽象）”得自冈萨雷斯-托雷斯1994年的作品《验血——稳定下降（Bloodwork-Steady Decline）》，是最成功的策展单元之一。那件“刺激性”的原作品是在坐标网格的左上角至右下角画出的一条直线，再现了艾滋病患者免疫系统中白血球的渐渐减少。在这件作品中，冈萨雷斯-托雷斯将戏剧化的主题——也是非常私人化的，因为他的伴侣罗丝-莱科克（Ross Laycock）及随后他本人都死于此病——与图标观念主义的客观美学相结合。这一单元探讨将几何抽象灌注以情感、错乱——人的可能性。其中有阿德里亚娜-瓦莱乔（Adriana Varejão）向卢西奥-丰塔纳（Lucio Fontana）进行戏谑式致敬的作品，画布上的切口露出一些血淋淋的肉[《有丰塔纳切口的墙，伊斯坦布尔（Wall with Incisions à la Fontana, Istanbul）》，2011]；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用人的头发制作的网格[《有结的发网6号（Hair Grid with Knots 6）》，2003]和巴西年轻艺术家克拉拉-伊阿尼（Clara Ianni）在一把铲子的刃上切出一个矩形的作品{《抽象作品（劳动）[Abstract Work（Labor）]》，2010}。
西方现代主义遭遇艰难。网格曾被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誉为“现代艺术的沉默之愿，对文学、叙事和话语的抵制”，在此却充满苦与乐。利吉亚-克拉克（Lygia Clark）1960年的作品《屌（Bichos）》——相互交错的小型金属雕塑被设计为由观众操作和重构的，暗示出展览唤起的历史背景：更多有关巴西新具象主义（Neoconcretismo），而非美国极少主义。何里欧-奥蒂塞卡（Hélio Oiticica）本人并未参展，他说过的话却似与周围许多独立展品发生着共鸣，包括勒娜特-卢卡斯（Renata Lucas）移动的地板[《失败（Failure）》，2003]和阿德里安-埃斯帕扎（Adrian Esparza）用旁边墙上一块墨西哥毯的脱线制作的五彩缤纷的墙上绘画[《广阔（Far and Wide）》，2011]。
到第二部分之末，本届双年展主要的瑕疵毕现。有些策展单元如此具有指向性，却流于表面。其中有些被周围的独立展品调和：除去那些遍布着的地图和与旅行文件相关的作品，“无题（护照）”单元大大得益于附近泰西尔-巴尼基（Taysir Batniji）的独立展品，包括他关于贝歇夫妇（Bernd and Hilla Becher）的重要摄影系列《瞭望塔（Watchtowers）》（2008）。然而，什么都救不了“无题（枪死）”的展示，其中几乎只有关于枪械的作品，从克里斯-马丁（Kris Martin）的空弹药堆《Obussen II》（2010）到克里斯-伯登（Chris Burden）1971年的《射击（Shoot）》，再到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复制《时代》的作品《美国的枪（时代杂志），1968年7月28日[The Gun in America (TIME Magazine) , 28 July 1968]》（1968）和马特-克里肖（Mat Collishaw）1988年拍摄枪伤的《弹孔（Bullet Hole）》。
无疑要在那些荒诞地宽泛的主题之间找到平衡，威尼斯双年展范儿，一场如此紧扣的展览，就像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无题（枪死）”单元，仅仅是图解。霍夫曼与裴多沙并未做到极致，然而通过围绕着一位艺术家的全部作品而非一个概念来建构双年展，他们已经打破了如今千篇一律的双年展框架——是如何，将如何。当然会有人接着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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