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巴黎圣心院 布面油画 1931

今天，“海龟”一词在多数中国人头脑中兑换出的第一印象，可能并不是那种身负重甲的海洋爬行动物，而已变成一种对于留学后归国人员的习惯性昵称。对于以中文作为母语的我们来说，从“海归”到“海龟”的简单谐音联想并不需要任何缜密的逻辑思考过程，便可以在不同的内心中引发出彼此会意的莞尔一笑;但当我们试图向一个“老外”解释“海龟”与“海归”之间的意义转换关系时，脱离开中文语意框架后的无力感必然会被一段稍显臃肿的严肃解释所取代，这种被延长的追根溯源可能会导致两词间原始诙谐意味的丧失贻尽，不同文化理念间的错位搭界也可能会引发出南辕北辙的意义联想;但同时这种带有“误读”性质的文化碰撞却又可能在其他的语言系统内引发出一种全新的意义创造。而在文化转译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意义缺失，与其在融入其他文化时所必然要经历的本土化洗礼，也构成了一把无法被确切把握的双刃剑，所有的“文化海龟”们都在努力地寻找着一条能够行走于刀锋之上的危险路线：一方面要吸收来自其他文化系统中的先进概念，另一方面又要时刻警惕着“文化殖民”的阴影对于本土文化立场的彻底清洗。而如何将留洋所学的知识有效地纳入到本土化的生存体验之中，也成为众多的“艺术海龟们”长久以来一直在自问自答的核心问题。

20世纪初期：西艺东渐的着陆时期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留学热潮出现在20世纪初期。公元1898年，以“戊戌变法”为契机，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人员作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被确定下来。虽然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留学日本的国策并未因此而中断。进入20世纪，随着各项“新政”依次推出，清廷要求各省遴选在职官员和优秀的学子咨送日本留学的新政不断，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各种鼓励性的章程与许诺，于是留学日本的人员数量激增。而在1907之后中国的赴日留学热潮逐渐减退，与之相对的则是留学欧美的中国人数量的稳步上升。尤其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后，赴欧美学习艺术的留学生数量明显超过赴日的人数。据统计，从1887年李铁夫留学英国阿灵顿美术学校开始，直至20世纪40年代，出国留学的青年画家数量达到了300余人，而这些接受了西洋、东洋文化的年轻艺术家在归国后，接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中国新美术运动，提倡以“新学”替代“旧学”的学术风尚，在这段时间里效法西方教学体制的新型美术学校在各地不断兴起，对于新式中国美术教育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2年周湘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开启中国近现代创办私立美术学校的风气;紧接着是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国画美术院”;1918年成立的私立北平美术学校(不久后改为国立)，郑锦为首任校长，吴法鼎为西洋画教授;王悦之也在1924年创办了私立北京艺术学校;丰子恺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美术科等。私立办学风气的盛起，给中国的美术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气，中国千年来师徒授艺临画的旧式学艺方法被西方化的美术教育方式所取代，逐渐形成了中国画、西洋画、雕塑、工艺图案、艺术教育等科目并驾齐驱的美术教育格局;同时对于西方美术发展史和各个流派代表性画家的系统介绍也构成了新型美术教育中的重要部分，这在大大加速了西洋美术东渐中土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和美术教育结构的完善。正如蔡元培在1924年所言：“是以国内美术学校，均兼采欧风。”而1928年蔡元培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艺术院校，并聘任首任院长林风眠，也标志着中国美术教育结构的日趋完善。

除了用西学理念改造中国的艺术教育体制之外，20世纪初期的“海归艺术家”的第二个重要的贡献是系统地引进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传统中国画的绘画新品种——油画，当时海归艺术家群体的艺术探索并不单纯局限在对于某种特定艺术风格的单一研究中，而是涉猎了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等西方美术史上的诸多流派，并结合西方艺术的特征对传统的中国绘画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良，使得中国画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