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地下摇滚圈的人们估计会知道左小祖咒这样或那样的负面新闻，然而他最终还被冠以摇滚师、诗人、当代艺术家称号，他不介意与周杰伦或曾轶可相提并论;他写下忧伤敏锐的词句，但是绝对恨死文雅高贵，因为那意味着退却;他因为“当代艺术家”的身份获得利益，与资本眉来眼去，可连他自己他都骂，骂当代艺术是场骗局，当代艺术家为包工头;他敏感而内省，又世故且周到。“我说自己的话，吹自己的牛，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变成了所谓的艺术品，还兜售出去了，我是靠明显诈骗获得成功的人，我做到了，我创造了牛逼”。他说话与唱歌一样，都在跑调。

上世纪90年代初，艺术家生活在社会底层。王小波曾经在《2015》中描写过当时画家村的生活：“艺术家穿着灯芯绒的外套，留着长头发，蹲在派出所的墙下……艺术家与口袋的区别是：口袋绊脚，你要用手把它挪开;而艺术家绊脚时，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开了”。

左小祖咒曾几次因莫须有罪名被羁押，后被释放。既没有原因，也没有解释。最长的一次，他在拘留所莫名其妙待了四十多天。另外一次，他与一个朋友喝醉了酒，去杂货摊买烟抽，被杂货摊主人当做流氓一棍打在头上。被棍击中的地方从此不长头发，于是后来他戴起了帽子。很多年都没有提过这一段了。左小祖咒把帽子摘了，低下头，用手摸索寻找那个位置，现在那头黑发非常茂密，还蛮柔顺，已经没有任何异常。这件事给了他两个教训：打头没出血比打出血要厉害得多;从此，他再也不喝二锅头了，一见到那红标小玻璃瓶都害怕。

在北京这个城市中，左小祖咒始终居住在“边缘”，艾未未曾经这样描述过左小祖咒的家：“他有一个独院，可是一推门，我就撞到墙了。” 就像他来北京，“我不是来搞艺术的，是来讨饭的。”他15岁当兵，在南京空军司令部待了4年多一点。来北京时23岁了，当时他觉得自己的路走错了，所以他要走一条更错的路。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需要脱离父母，要吃饭。他说自己来北京就是找一个窝，就像民工一样。“那个时候如果你吃得多，创作能力就特别强壮，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得要领的。”所以他不光是一个歌手、作家、艺术家，要比一般人懂得更多，要知道一条经过训练的狗和没有训练的是截然不同的，若是经过训练的狗出事的话，他和没有训练的狗出的事也是不一样的。

幼年的时候，左小祖咒的母亲带他去舅舅家，在路上的时候母亲跟他讲，“宝宝，待会儿到舅舅家了你可千万不要说你没吃过饭啊。”舅舅家里条件比他家好一些，当左小祖咒走进舅舅家门店时候，就看到他们家早餐的桌子上摆着一堆油条，他完全忘记了母亲的叮嘱，哈喇子流得满地都是，他的母亲非常难堪。最后他把舅舅家的油条几乎全吃掉了。等他稍长大了，母亲跟他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居然全记起来了。“可见，贫穷是毁一个人的尊严的，可以毁掉一家子人的尊严。在国际外交场合里可以毁掉一个国家的尊严。”

站在街道卖自己，一切我说了算

许多时候，只要一提到内地摇滚乐，势必会有人争先恐后搬出崔健的名字，甚至连音乐节或者任何演出、任何商业活动，都以能够有崔健出席作为最大的宣传噱头。然而很多年前，乐评人孙孟晋就提出：“我几乎是蒙受着羞耻地说，崔健的时代早就结束了，至今他还像一个宿世英雄‘霸道’于天下，是别人的勇气与判断的缺失。在我们这个无奈得把每个人都憋得慌的时代，我相信一开始就提崔健，是在诋毁今天中国摇滚现存的最狠的角色——左小祖咒。

他从来不评价自己的同行，“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攀比的，自我的精神。”对于左小祖咒来说，创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供未来的年轻人借鉴是最重要的。具体干什么无所谓，但一定要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2000年时左小祖咒已经出版了两张唱片与一部小说，但这些专辑和书卖得很差。与此同时，他身边大部分朋友都以为他既然出了唱片、小说，就应该已经成名发财，时常有人找他蹭饭、借钱。结果在2001年，他不得不搬进地下室去住。按他的说法是，“在发唱片之前最惨的时候都没去住过地下室，结果发了唱片，反而去了”。那些年的他走投无路，基本没法往下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