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雕塑园中闲荡，夏日午后的台湾，有一种粘稠的热。如果仔细打量，你会发现标准化的雕像也有细微差别，而其中一些，甚至走样得离谱。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崇文国小的胸像，他的脸部完全凹进去了，还有一对大扇风耳，它不像浙江人蒋介石，倒像安徽人朱元璋。难道是因为屏东远离台北，对于蒋公的理解也更偏颇吗?

我记得曾荣鉴的反复叙说：要用美学眼光来看待它们。但美在哪里?专制创造美，法老们的金字塔、希特勒的奥运会、斯大林的莫斯科，还有毛泽东的《东方红》，都有特别的诱人之处。它们也是规模的胜利，只有专制力量才能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完成浩大的工程。蒋介石的雕像，也是规模的胜利。倘若台湾作家林双不的统计值得信赖，台湾共有四万五千座大小不一的蒋介石像。

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可以追溯到南京时代。在一个表面统一、内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领袖崇拜能加强他的个人权力，也能维系政权的某种一致性。这当然也与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关，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的兴起有关。也像他们一样，蒋介石期望自己不仅代表着现行的政治权力，也是民族传统的代言人。他穿着戎装，在日本受训，雇佣德国军事顾问，娶了威斯理的毕业生，却坚称自己有一颗儒家的心，最重视孝与仁。对一些外来者来说，他有时就像个令人费解的复制品，一些人甚至创造了“儒家法西斯主义”来形容他的统治。

日本人的入侵摧毁也造就了他。他的权力范围退缩到中国内陆，同时，他又变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领袖。在国际舞台上，亨利•卢斯的媒体帝国，把他描述成坚忍不拔的领导人，他与宋美龄构成一对超级明星，是自由中国的象征。而在国内，所有对他的攻击都暂时消隐了，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抵抗的象征与神话。

这股崇拜热潮在抗战后达到了顶峰。蒋介石的巨大肖像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而在他六十寿辰的一九四六年，各电影、戏院开演时先要放映他的画像，各学校出版祝寿壁报，各报纸出特刊并印红色，书店里他的著作减价发售，照相馆也有优惠，每一位顾客送他的照片一张。

二

这种方式也被带到了台湾。在台湾光复后的第一百九十二天，第一尊蒋的雕像就竖立起来。而当庞大的国民党政权都退缩到这个岛屿时，这种个人崇拜变得更加迫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他是孙的指定继承人，他们二人的思想、形象要占据台湾的每个空间。

不过，倘若比起海峡对岸的毛泽东崇拜，它的深度与广度，都难以企及。前者是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造就的崇拜，后者则松散得多，它密集出现在公开场所，却从未准备进入家庭与卧室。

对蒋介石的崇拜也很难说是自上而下、强迫式推动的。政府、公众、商家、地方士绅、学校、赞助人、雕塑家、制作者、铸造工厂，它们形成了一种生态圈，也是一项庞大工业。

对于雕塑家来说，它既是一项工作，也可以在其中展现自己的技艺，激烈的竞争还逼迫他们提高专业水平。这也是一项戴着镣铐的舞蹈。领袖的形象不仅是他自己，也是政治与权力的需要。

雕塑园区中的一块告示牌上写着谢栋梁的介绍。他是一位知名的雕塑家，而园中收集的一些作品正出自他手。一九七一年，他从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兵役结束后，他成为一名专业雕塑家，却发现自己的作品一件也卖不出去。一位同学告诉他，因蒋介石去世，各通衢要道、机关学校，都要矗立蒋介石铜像，这可能是谋生的好出路。

一旦开始尝试，谢栋梁发现，雕塑领袖铜像并非易事。台湾当局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能做到三个扣子。他也无缘观察雕塑的对象。他只在成功岭当兵时，，远远见过一次前来巡视的蒋介石。他唯一能依赖的是大量的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

困难不仅如此。众多雕塑家都卷入这一热潮，这是他们暗淡前途中的希望来源。每个单位征选铜像都有上百件作品角逐。谢栋梁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他要使蒋介石的表情“威而不严”，他还发现自己 “跟坐姿铜像特别无缘，不过立姿和骑马铜像就是我的强项，因为评审对我所塑的蒋介石表情，特别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