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抽离了批判精神的公共性

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余波依然方兴未艾，艺术界又出现了卡通、新卡通和新人类绘画，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哈贝马斯瞬时成为当代艺术的学术明星。哈贝马斯的流行与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和公共性话题的兴起相伴而生。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公共领域概念成为当代艺术这一转向的主要理论支撑。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者，无论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还是公共领域理论中，从未放弃过该学派最基本的批判立场。作为阿多诺的助手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批判立场很明显，由于技术上的合理性转变为对人统治的合理性时，人的交往行为却相反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化。基于对交往理性的强调，哈贝马斯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的乌托邦，而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和公共舆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与交往行为共同体一样，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但是这个乌托邦的建构却是以批判精神为基础：“我以为，决不能把乌托邦和幻想等同起来……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3]

与哈贝马斯不断强调批判立场相反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公共性和社会学转向的讨论者有意抽离了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等术语的批判属性。在2003年在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的论文集《艺术新视界》中，孙振华就发表了《当代艺术的社会转型》一文，鲁虹发表了《拓展新空间》一文。他们2005年举办的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是2003年基本理论观点的发展与具体化。在他们的带动下，批评家们开始集中讨论艺术与社会学关系，以及艺术公共性和公共艺术的问题。无论是在艺术公共性和公共艺术的主题下，还是在艺术社会学转向的主题下，鲁虹与孙振华的言论如出一辙。他们论点的核心即是当代艺术家要放弃精英身份，向大众学习。鲁虹以对阿多诺的不屑一顾来反对这种精英态度：“由于一些‘新人类’油画所处理的图像和图像方式十分接近大众流行图像的趣味，所以受到了不少批评与责难……以上看法深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影响……不过阿多诺的理论虽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促进了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但它毕竟是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移居美国前的理论建树，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成为过去的历史产物”。[14]可见鲁虹不是不知道批判理论，而是故意避开批判性。更为严重的是，他对阿多诺的理论陈述出现了错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在1944年开始小规模出版，其中专有一章揭露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幻象。早在1938年，阿多诺就移居美国，他对大众文化和爵士乐的批判大部分形成于美国而非德国。再者，阿多诺遗著《美学理论》出版于1970年代，从始至终，阿多诺的批判立场就没有改变过。同样在《公共艺术论纲》中，孙振华也误读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他列举的公共领域之民主、开放、自由交流等特征中，唯独没有涉及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15]而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的概念中是与国家权力话语相对立的一个场域，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并不是每位参与讨论的批评家都认同他们的观点，在李公明的文章中，他给予了公共领域中舆论批判功能以足够的重视。同时，王林还在继续坚持艺术的精神性和批判性（这与他对启蒙的坚持有关），王南溟则更为激进地喊出了“艺术是一种舆论的口号”。

结论：继续批判之路

批判立场和精英意识在当代往往受到嘲笑与诋毁，但批判立场却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主流的对立面进行发言。王南溟在文章《“改革开放”现实主义艺术》一文中，提出了与孙振华、鲁虹针锋相对的观点，而2009年开始的王林与吕澎的争论也是一场知识分子与去知识分子化的争论。1992年，王林组织的文献展与吕澎组织的双年在同一天相继开幕，那时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早已为两者十余年后的论战埋下了伏笔。吕澎在1993年《江苏画刊》中就发出了“前卫下课”的口号。[16]在吕澎看来，“（批判在）90年代成为一个十分可疑的修饰”，在9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批判性不是丧失针对性，就是变成一种滑稽的话语表演”。[17] 随着当代艺术市场的日益膨胀，批评家开始反思当代艺术市场化的风险，2008年高名潞、朱其对当代艺术市场的批判依然是批判立场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体现。面对当代艺术不断体制化、产业化的现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不仅不应该遭到抛弃，而是应该给予大力发展与提倡。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性研究，在中国当代艺术界依然还是空白，如何针对中国问题，去运用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这套批判理论，依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课题之一。

[1] 施立竣：《西方批判美学局限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2] 栗宪庭：《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3] 王林：《批评就是力量——关于中国美术批评的社会学转型》，载2005年《艺术与社会》，湖南美术出版社，第116页。

[4] 王南溟：《对立的立场——从批判理论出发》，《南京艺术学院院报-美术与设计版》，1996年，第3期，第17页。

[5] 王南溟：《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7月，第1页。

[6] 王林：《其乐融融的媒体与孤独求败的批评》，《追问——王林论当代艺术》，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7] 霍克海默：《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转引自《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俞吾金、陈学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8] 朱立元主编：《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1页。

[9] 王林：《向批判精神致敬——再论89后艺术的文化取向和精神取向》，《江苏画刊》，1993年，第6期，第37页。

[10] 王林：《从中国经验开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1] 王南溟：《艺术必须死亡》，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12] 王林：《批判的行为与行为的批判》，《江苏画刊》，1993年，第7期，第52页。

[13] 章国锋：《哈贝马斯放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转引自陈勤奋：《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及其特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

[14]鲁虹：《“新人类”现象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呈现》，孙振华、鲁虹主编，《艺术与社会》，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47页。

[15] 孙振华：《公共艺术论纲》，载孙振华，《艺术的背后》，2003年，湖南美术出版社，第127页。

[16] 吕澎：《前卫艺术“下课”》， 《江苏画刊》，1993年，第10期，第34页。

[17] 吕澎：《叙述当代艺术二十年》，孙振华、鲁虹主编，《艺术与社会》，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9页。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