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声先生可谓敢说敢当，在文物鉴定方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可惜在央视《寻宝》中在“眼学无敌”的耀眼光环下有时语出荒唐，令人扼腕。他瞪大眼睛对着一尊犀雕佛像质问持宝人：“佛教是反对杀生的，怎么会用犀牛的角造佛像呢?!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假的。”问得令人啼笑皆非(犀雕佛像司空见惯;用犀角雕怎么等同活杀犀牛?)。在“走进苏州同里”节目中，蔡先生拿着一组他认定是清早期制作的象牙牌，说上面雕刻的是北京颐和园、圆明园的风景。(而颐和园、圆明园是清代中期才建成的!)……

我们不会因为丘小君先生、蔡国声先生的失误而否定二者在文物鉴定方面的成就;我们要说明的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能迷信、神化建立在个人经验上面的眼学。让人们意识到文物鉴定领域由眼学独步天下是不利于文物事业发展的。

不可一世的眼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庸俗性和去文化性——所谓庸俗，就是平庸粗俗，它的反面是“高雅”、“细致”。晋代葛洪说：“庸俗之夫，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麦。”(《抱朴子》)他用非常通俗的话表明，对事物的粗疏辨别就是典型的庸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任何科学在于区别，文物鉴定特别讲究细致的辨别。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庸俗”尚且以分辨“朱紫”、“菽麦”为标准，那么，在各种和文物鉴定相关的科学、学科高度发展的今天，文物的科学鉴定就更应当是一个无限丰富多彩、无微不至的文化活动，它可能综合考古、审美、历史、文学、宗教、民俗、法律、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体系，绝不能仅依赖“囫囵吞枣、立辨真假”的眼学，而应当用痕迹学、审美考古学等多种方法。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多学科的交融向我们提供了文物鉴定更加精细、准确的可能性。新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鉴定出“是什么”而且还应当解读出“为什么”，才能够使文物鉴定更有文化含量，更接近真理。例如，当我们用放大镜、显微镜仔细观察犀雕作品时，不仅要注意“竹丝纹”、“鱼籽纹”是犀角的重要特征，而且要搞清楚“竹丝纹”、“鱼籽纹”是作为类似头发、指甲的聚合角蛋白的犀牛角所特有的、输送养料的毛细管的纵剖面和横断面(而牛角是骨骼和角质化皮肤的衍生物，因而没有这种毛细管，也就没有鱼籽纹)，我们就不至于信口开河、不知所云，就能够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所谓“去文化化”就是在文物鉴定中抛弃文化的思考而简化为单纯的技术活动。任何文物都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古人审美意识的物化。任何文物鉴定都是对历史信息和审美符号的研究、解读，而不仅仅是个“东西对不对”的简单结论。说“东西对”不能语焉不详，要说清楚“对”在哪里，要争取举一反三地还原出创造这件文物的古人的生态，并且从中吸取有益的精神养料，这才是我们鉴定文物的主要目的和乐趣所在。眼学的庸俗性必然导致对文化审美层面鉴定的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甚至导致因文化内涵的缺失而得出错误的鉴定结论。丘小君根据其个人经验草率断言乾隆官窑瓷器篆书款的“制”字的左上方一定是五竖,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对乾隆篆书款的认识停留在感官的层面,乾隆崇尚复古,喜欢以篆书为款。篆书中“制”的左边写法历来就不拘一格,既可五竖亦可三竖,《康熙字典》标注的“制”字就是三竖。丘先生凭其狭隘的个人经验以“五竖”为标准来鉴定真伪,抛弃了必要的文化思考,实属“眼学”去文化化的典型案例.

眼学是一种重要的鉴定方法，眼学专家的经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真理朝前一步就是谬误;眼学的独步天下就必然造成“24亿元假货”的当代指鹿为马。克服眼学弊端的有效方法就是用眼学、痕迹学、审美考古学等几条腿走路，不拘一格用方法。唯如此，才能够将眼学从日趋僵化的死胡同里拉出来。

(作者系收藏家、文化学者)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