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盘点2011年的艺术品市场关键词，“份额化”无疑是最热点的一个。当很多不懂金融不过问艺术市场不经常出入信托公司或商业银行的普通老百姓还没弄明白“文交所”究竟是个文化创意产业新词还是和股票、期货一样的经济用语时，国家已经通过“38号文”“49号文”明令禁止和整顿这个艺术品金融市场的新生儿——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然而为什么艺术品的份额化面临如此危急?在开始设计文交所结构时为什么没有预想到后果和退场方式?重要的是文交所的最终失控和每个参与者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有人猜测，在这条链子上的启动者是政府，获益者是文交所和部分申购人，那么终端的买单人是谁呢?是很多现在正忙着维权的二级市场投资人还是另有其人?雅昌艺术网深入接触涉及到文交所的各个角色，揭开乱象背后的谜团。
“民间资本太大了”?还是政府的算盘?
钟飙是亲身感受到文交所疯狂的当代艺术家之一。2011年7月19日，成都文交所发行了他的《钟飙*致未来》资产包，总价值为5500万，公开对外发售的有3300万，在上午9时开始发售后，先后吸引了80多人购买投资，资产包在8小时内就发售完毕。
在记者的采访中，艺术家钟飙说道，他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交易模式，这种交易模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如果公司运作不好，好事也能变成坏事。四川美术学院副院长庞茂坤参与了成都文交所这份《钟飙*致未来》资产包的价值评估。他接受雅昌艺术网独家专访时说，同意参与评估钟飙的作品除了是朋友之间的帮忙，同时也是基于对钟飙艺术价值的肯定，他说，在评估之前他了解过文交设定的钟飙作品评估价格，两万多一平尺，几乎和市场价格差不多，所以才在评估书上签了字。超额的认购和疯狂，对艺术家和评估者来说，算不上是坏事。可对后来深陷其中的投资人来说，这实在是比股市还要深重的灾难。
乱子到底是出在谁的身上?文交所负责人有自己的看法，合肥文交所市场发展部部长刘进接受雅昌艺术网记者独家采访时说，份额模式本来是个好事情，只是后来被市场推的有问题，“问题还是出在民间资本上，民间资本太大了，导致后期驾驭不了，”现在只能靠政府来稳定现在的暴涨和暴跌。然而有一些学者把矛头指向了同是文交所设计中的重要角色——政府，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尖锐地指出，地方政府热衷于建设市场，因为交易所的设立可以形成聚集效应，不仅能吸引巨大的资金流，而且如果交易所做大，对相关的仓储、物流等行业都有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被采访人称，“政府才是这幕闹剧的最大庄家。”
谁是文交所的操盘手?邻居、兄弟和亲属
更疯狂的天津文交所背后似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刘进所说的“太大”的民间资本。来自巨大地方游资的身影在这个文交所的爆炒痕迹中若隐若现。休市前的一周，让天津文交所一举成名的两支艺术投资品《黄河咆啸》和《燕塞秋》分别跌去19.79%和19.20%。大跌伴随着文交所无限期暂停开户的通告，让投资者有些恐慌。投资者们开始怀疑，这个曾经在一个月内让自己的资产膨胀五倍的机构，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
后来人们发现，这家与股票交易所形象类似的文交所，实际上并非属于国有性质。它是一个由两家私营企业、一家国资背景的投资公司和几位自然人股东合股的公司。天津文交所的注册资料显示，其大股东为天津济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5.85%;二股东名为天津市泰运天成投资有限公持股比例为27.6%。两家公司分别成立于2007年和2009年，经营范围均涉及房地产和建材等行业。济川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为毛建萍，公司成立两年后，法人代表更改为陈玉，一年多以后又改回原状。
记者了解到，毛建萍生于1973年，她所拥有的一处住所就位于天津文交所所在地隔壁的高级公寓。该公寓保安证实，毛建萍家的老人平时居住在此，而毛本人很少见到。更值得玩味的是，曾短暂接替毛建萍任济川投资公司法人代表的陈玉，根据天津文交所的网站显示，却担任着天津文交所的董事长。
与此相似，第二股东泰运天成公司的创始人赵志攀，也以自然人股东身份在文交所参股3.26%，后来人们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其实际出资人却是文交所首任总经理屠春岸。
除此之外，两大股东之间还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一位名为杨建国的人曾为两家公司修改过资料。杨建国、毛建萍以及另外一位占股3.26%的自然人股东李树铜，全部为天津市北辰区人，曾都居住在当地一个名为双街镇的地区。北辰区是位于天津城北的一个郊区，正面临着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型和过渡。直到现在，杨建国和李树铜仍居住在北辰区同一个小区中。
杨建国和李树铜居住的这个名为万源星城的小区，是北辰区较大的住宅区，分为ABC三个区域，包含普通商品房和针对周边征地农民的回迁房。=生于1957年的杨建国个子不高、体型偏胖、光头、手腕上缠着粗大的佛珠。他承认，自己就是为济川和泰运两家公司修改资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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