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早已声明过这些画都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品。为了检验自己的观点，她召集了数位专家来对罗斯科、波洛克、巴内特-纽曼、克利福德-斯蒂尔等来源于洛塞斯女士的画进行鉴定。比如，波洛克的传记作者克劳德·塞努斯其担保一幅署名“J.Pollock”《无题1950》的协确为真迹。美国国家美术馆的一份权威性的罗斯科作品集分类目录也曾集中介绍过其中两幅看起来是真品的罗斯科画作。

2000年前后，弗里曼自己从洛塞斯手中买了三幅画：一幅她们第一次见面时洛塞斯给弗里曼看的罗斯科的《无题1959》，20万美元成交。另外两幅分别是波洛克和马塞维尔的作品，分别以30万美元和2万美元成交。“如果安-弗里曼觉得这些画有任何问题的话，她和她的丈夫也不会花费几十万美元去投资它们。”她的律师小尼可拉斯-格兰芬特说道。

穷追不舍

悲剧在2003年初见端倪。一名高盛公司的主管在诺德勒画廊买下一幅来自洛塞斯的署名波洛克的《无题1949》后，力图再次确认它的真实性。他把画拿去了国际艺术品研究基金会。一个匿名的委员会因这幅画的风格及来历问题降低了这幅画真实性的保证度。

买家提出要求赔偿。弗里曼马上与她的一个朋友以及诺德勒画廊合伙支付了他200万美元买下了这幅溅洒着白黑红三种颜料的画作。这个朋友叫大卫·米尔维什，曾是一名艺术品商人，现在是加拿大的一名戏剧经理人。他说他并不在乎一份没有署名的报告在讲什么。

但肯定的声音也从其他领域传来。根据弗里曼在法庭上的举证记录，米尔维什搬出了2006年来到过画廊的当代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弗兰克·斯泰拉，在鉴赏了几幅洛塞斯的画之后，斯泰拉说：“每一幅都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或许最起码的是，客户对于洛塞斯的画作的诉求确实已被市场承认。弗里曼举证说她在诺德勒画廊大约已售出了十五六幅洛塞斯提供的画，总额达到2700万至3700万美元。售价最高的一幅是署名波洛克的《无题1950》，2007年通过一个中介商人卖给了一名伦敦的对冲基金经理皮埃尔-拉格朗日，据说他当时花费了1700万美元。

在完成与拉格朗日的交易之后，弗里曼请来Dedalus基金会的委员来参观诺德勒。Dedalus基金会是由罗伯特·马塞维尔创立的艺术家基金会。弗里曼想让他们看看她手上最后一幅马塞维尔。

这是八年以来，洛塞斯提供给弗里曼的第七幅作品。这件作品里粗黑的斜线和笨重的墨迹，显然让人与马塞维尔备受称赞的“西班牙悲歌” 系列联系起来。Dedalus的委员们在这之前已经见到过几幅新的“西班牙悲歌”，也认同它们是真迹。

但是在参观诺德勒几周之后，Dedalus的编录委员重新聚到了一起，一些成员开始就最近这几幅新出现“悲歌”的签名和风格问题提出质疑。基金会的主席杰克·弗兰马上意识到，洛塞斯的其他画作也将面临同样的质疑。

并不是Dedalus的每个人都认为应敲响警钟了。Joan Banach，马塞维尔的私人助理和资深基金会员工乔安·巴纳驰认为弗兰对画的真实性判断是不合格的且违反了画作鉴定流程。巴纳驰已对Dedalus提起了诉讼，她因对弗兰提出抱怨而被解雇。

在法院的文件中，巴纳驰提起她鉴定过的那幅洛塞斯的马塞维尔“更可能是幅真作”。

然而，弗兰却下定决心去证明洛塞斯手上的马塞维尔是赝品。他雇了私人侦探去对洛塞斯夫妇进行调查且坚持对这系列作品进行法律鉴定。

在2009年刺骨的元月，弗兰和弗里曼碰了次头，探讨争论的结果。他们坐在一间诺德勒观赏室的外面，这间房间里挂了两幅“悲歌”，其中一幅属于弗里曼。这两幅画都有拿去做法律鉴定，在这两幅画中发现的颜料，有些是在1953至1956年后十年才真正用于绘画。

弗里曼反驳了这个结论。她辩解到，一些颜料在还没获得专利或进入市场之前，经常会给到艺术家手上让其做绘画实验。但是Dedalus坚持自己的立常基金会在法律文件中重申到，洛塞斯是“将未暴露过的七幅假‘西班牙悲歌’流通进入市场的关键人物”。

关于马塞维尔画作的争论迅速传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其迅速展开了调查。洛塞斯的律师安纳斯塔西斯·萨利卡斯承认他的客户正在接受调查，他补充到，洛塞斯“从未在知情及有意的情况下出售伪造艺术品”。

幻象重重

2009年9月，弗里曼在画廊里接到了法院传票。次月，弗里曼离开了诺德勒。她和画廊都声称她的离职与正在进行的调查没有关系。辞职之后，弗里曼在上东区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开了家自己的画廊。有三名艺术家，其中包括斯泰拉，背弃诺德勒跳槽到了弗里曼的画廊。

然而想从洛塞斯的纠纷中脱身出来，却并没有那么容易。2011年，一幅由洛塞斯提供的“悲歌”，被中间商韦斯曼卖给爱尔兰一家画廊，最终陷入了一桩民事诉讼。画廊要求韦斯曼赔偿65万美元。

在法律鉴定之后，Dedalus就已断言所有洛塞斯手上的“悲歌”，包括所有曾被非正式地说成是真品的画，其实都是赝品。而韦斯曼出售的就是其中一幅。

这个案子在2011年10月立案。洛塞斯同意支付大部分的赔偿及诉讼费用，并且，在Dedalus的坚持下，退回来的这幅“悲歌”被用不可消去的墨水印上了“伪造品”的标签。韦斯曼和洛塞斯不顾法院的判决，依然通过他们的律师坚持声称这幅画是真迹。Dedalus先宣称画是真的，后又说那是赝品，萨利卡斯补充道，“艺术世界本就是充斥着幻象的。”

在这个案子完结后几个星期，另一幅画的真实性也被推翻了。皮埃尔-拉格朗日和他的妻子正在办离婚手续，同时他想把《无题1950》出售掉。但是苏富比和佳士得都拒绝了他，因为这幅画不仅来源有问题，还未曾出现在波洛克作品的分类目录里。拉格朗日要求诺德勒收回这幅画并且对其启用法律鉴定程序。

谜底终于在11月29日揭晓了：在1956年波洛克去世之前，画上那两种被使用的黄色颜料还未被发明出来。一份说明摘要被递送到了诺德勒。就在第二天，画廊对外宣布关门歇业。

2011年12月，洛塞斯和弗里曼再次相聚了，不过安排这次会面的是曼哈顿的联邦地区法院。这次她们被拉格朗日起诉了，他想要回他那1700万美元。

在这两个女人简短会晤之后，洛塞斯在法庭上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反驳自证其罪。根据律师的要求，她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开口说话。萨利卡斯声称这个案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快导致洛塞斯破产了。

无论诉讼和刑事侦查怎么弄，也不能给出一个决定性的答案。关于这些神秘之画的真实性，还远没有确定结论。

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很难在公堂上对簿出结果。鉴定颜料的时间通常是被视为可靠的方法，但这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艺术专家也同意鉴赏家的方法，与艺术家其他作品及其来源进行比较对确定一幅画的真实性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在另一个刑事诉讼案中，这个障碍更难突破。公诉人不得不去举证证明洛塞斯拿出来的画都是假的，而这是连专家都不大能完全举手赞成的。就算那些画都是赝品，政府仍然需要去证明洛塞斯参与了诈骗而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所为的欺骗。

“唯一需要做的辩护就是去找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疑点就可以了。”白领辩护组组长对此评论道，“而隐藏在下面的问题——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公诉人来说太难去回答了。”

与此同时，那件民事诉讼案的焦点画作，《无题1950》，不再占据着拉格朗日客厅的显眼位置了。这幅木头边框，15×28英寸的画已经成为艺术世界里的弃儿，被丢掷在一角等待某天一跃成为大师名作，抑或，成为闹剧被所有人嘲讽。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