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事，我们暂且先放一放，接下来我们谈谈“高碳”的华夷渊源。
“高碳”艺术批评的中国特色，上一篇我们说过，是事出有因。中国人学外语，个中的辛酸，大家各自心中都有一本帐，这里就不多说了。落后不仅要挨打，还要学外语，达尔文进化论虽然血淋淋的残酷，却是赤裸裸的真理。但艺术批评的“高碳”化却与中国话或中国人无关，那是人家的荣誉，是现代西方艺术审美另辟蹊径的结果。
后者纯属无奈之举。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们千辛万苦，左冲右突，终于冲出了基督教笼罩之下的千年黑暗，西方艺术也重拾希腊古典艺术的“真善美”审美传统，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岂料，到了十九世纪，“人生的路”渐渐地就“越走越窄”了，然后一天早上醒来，艺术家们忽然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前方没路了：之前引以为豪的透视、光亮或者阴影等等追求“真”的手法技巧，在照相和摄影技术面前，全成了笑话；传统艺术审美中蕴藏的“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强劲需求面前，显得如此天真幼稚，而所谓的“美”更是在世俗化这个凶禽猛兽冲击之下，一败涂地。
“真善美”的溃败意味着传统艺术失去了立身之本。慌乱之际，有人（克罗齐《美学原理》）脑门灵光一闪，想起了不久前有一荷兰画家“阿憨头”，跑到法国南部小镇割耳朵，想起了这位“阿憨头”自杀前创作的那些充满“心灵独白”、“心灵感悟”的画——“表现主义”的审美观应际而生了。
还有一种说法，不大为人注意，因为它与基督教天父的灵光和荷兰的“阿憨头”都无关，所以也不具备好莱坞或者百老汇上演故事的戏剧性。
十八世纪欧洲盛行“中国风”（chinoiserie），当时的西方艺术家大肆仿制——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一说——中国制造的一切，从家具壁画瓷器漆器到服饰，甚至整个小镇照搬中国风格，其猖狂程度一如今天中国的山寨文化。大抄袭运动中，当然也有人见识了以展示文人风骨抱负为主题的中国文人画还有苏东坡先生著名的视“真善美”为粪土的“表现主义”审美观：“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但世事无常，风水也是轮流转，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想法正好相反，比如陈独秀先生坚信，中国艺术家“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却没有想到人家此时正拥抱我们的传统。唉，就是山寨，洋人也比今天的我们做的好。
回到我们的“高碳”话题。“表现主义”的审美观，其优缺点一样显眼：如果你的艺术作品正好表达了大众的“心声”，比如崔健同志当年的“一无所有”，那是名声立刻大噪；如果你的“心灵独白”太超前了，太怪诞了，太那个什么了，对不起，荷兰的那位“阿憨头”就是你的榜样。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像崔健同志那样的天才太少，而荷兰“阿憨头”式的艺术家又太多了。为了后者的身心健康，也为了（这一点我不是很肯定）更好地理解众多“阿憨头”们的扭曲心理，理论在西方应运而生。
然后有一天，深奥的理论反客为主，艺术批评成了为“高碳”而“高碳”，昏忘了即使如“一无所有”，若不是崔健同志摇滚嘶喊出来，而是以《祝酒歌》或者《南泥湾》的方式唱出来的话，效果会是如何。会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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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