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就是说你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你是力求和观众共同来完成你的作品。

王劲松：我对任何我扑捉到的东西都不加评论，特别是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中，艺术家的作品有观众的参与、对话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刘淳：应该说你是比较早使用照相机拍作品的艺术家，对你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领域中还是一个突破。后来使用照相机拍作品的办法已经不足为奇了。《标准家庭》之后你又拍摄了《双亲》和《百拆图》？

王劲松：选用照相机拍摄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工作方式，拍完《双亲》之后本来要拍《单亲》，就是那些离异的家庭。但考虑到被拍摄者的个人隐私，没有去做。没有做的原因是我有一个负担，很怕作品会构成对别人的某种伤害和精神上的压迫感，所以也就放弃了。但《双亲》显然不会有如此令人的感伤的因素，我试图传达出一种非常平淡的感觉。我采用了最常见的摄影方式，拍摄对象也是非常普通的老夫老妻，通过这种平淡来观察他们背后的矛盾和冲突。而我拍摄的对象足能代表社会的各个阶层。

刘淳：拍摄《双亲》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王劲松：双亲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拍摄《双亲》的想法来自于我回老家探亲为我的父母拍照。我父母有我们5个子女，但因其子女大学毕业后都在异地工作而独立生活，所以老两口晚年的时候相依为命，又苦于无力改变现状。他们终日惦记着子女，但又难于表露。这使我想到很多离退休的老两口，所有的人都是年轻时把一切倾注给子女，当把子女培养成人后又个个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现实使他们不再有传统的四世同堂，更没有整日团聚的喜悦。这样就使老人们承受了许多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反而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独立，开始自己照顾自己。所剩下的只有苦涩地体验着自主的新观念并生活在一种孤独无奈的状态之中。

我希望传达出一种感觉，是对生存的感觉，对生活的感动。这种感动一直伴随着我在《双亲》的拍摄过程中。我用最传统的“留影”方式突出一种类似于“记录”的效果，选择他们的家庭日常摆设为背景，当他们面对镜头的那一刻，表情中所流露出的是他（她）一生的全部。这让我特别的感动。作品完成应邀送展，参加在纽约、旧金山、墨西哥地的《Inside  Out》巡回展。99年又入选美国“Aperture”摄影基金会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５０年》大型中外摄影巡回展，在《美国艺术》、《亚太艺术》、《摄影家》、《艺术界》等中外杂志广泛发表。

刘淳：谈谈你的《百拆图》从创作构思到作品的实施情况？

王劲松：这组作品拍摄的契机来自于近年来北京各街区的大规模拆迁改造。《北京晚报》1999年6月4日头版头条报道既是《“拆”出一个亮丽的首都》。其实在北京街区的墙面上早就能看到许多被圈阅的“拆”字，这些“拆”字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我。我在其中慢慢地品味着，并嚼出不少的味道来。于是，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拍摄这个被圈起来的字，同时也记下了一段文字加以阐述：“在今天的现实中我读到许多这个‘拆’，它让我想到很多的问题。在其‘拆’字本身的含义中我想到关于历史的变迁；在其‘拆’字的书写方式上我想到有关书法的精髓。‘拆’似乎是一条临界线，左边是毁灭，右边是重建。毁灭旧的，重建新的。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么何为旧的，何为新的呢？我感到既悲凉又激动，于是就用照相机拍下了百幅‘拆’字——称《百拆图》，编号为1900——1999。希望以此能将人们推向思考的边缘，使之不断深入。1999年，在世纪末的日子里，我完成了《百拆图》。”

刘淳：你刚才说到历史的变迁很好，这是一个意味深刻的提示。

王劲松：“拆”了建，建了“拆”，再“建”再“拆”••••••更值得思考的是毁了什么，又建了什么，这个提示联系着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就是在不断地毁灭中进行的。

刘淳：其实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画着圈的“拆”字，这很容易让人想到领导批阅各种文件时也是在画圈，这其中还隐藏着一种霸气和权利，这个“拆”字同样记录了人类的权利和霸气。

王劲松：没错，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常常有一种被“噎”住的感觉，所以我只能将它拍摄完展示出来，更多的东西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吧。

刘淳：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有没有计划？

王劲松：我正在制作的作品是数量随时在扩大的摄影系列，《繁荣》、《风景》这两大类。现在说多了也没用，到时候还是看作品吧。

刘淳：你做作品所选择的媒介发生了变化，但你关注的东西却没有变，作为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关心中国人在当代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这一点非常可贵。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对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发现什么，然后再选择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方面你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空间和发展的可能性，艺术不解决问题，但它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这就足够了。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