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现代艺术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类似或相通的艺术特征。东方的现代艺术，许多是在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影响和催化之下发生的，但也有其自身的文化基因和发展契机。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维护纲常礼教的传统观念，历来强调共性压抑个性，重视内容轻视形式，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不强调张扬个性与追求形式。改革开放初期，张扬个性(自我表现)还被批评为个人主义，追求形式还被指责为形式主义，而个人主义(或者说个性主义)与形式主义恰恰是西方现代文化艺术观念的核心。中国的五四运动与改革开放两次思想解放，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促进了中国艺术家的个性解放和形式追求。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时期，在引进或参照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艺术的时候，我们似乎比较侧重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和凡·高、野兽派、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而相对忽视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波普尔等人的理性主义和印象派、立体派、纯粹几何抽象、构成主义，比较侧重强化个性而相对忽视简化形式。这恐怕一方面出自我们对封建礼教压抑个性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又由于我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偏重直觉、感悟而弱于逻辑、分析的哲学美学的潜在影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创造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离不开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

西方现代艺术崇尚个性，通常不太强调民族性，注重个性与国际性的一致；东方现代艺术重视个性，往往更加强调民族性，提倡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这大概是因为东方比西方拥有更古老而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果说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是东西方现代艺术共显的特征，那么强调民族性则是东方现代艺术独具的特征。根据中国崇尚中庸之道的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极端的个性自我表现、极端的心理宣泄和极端的几何抽象构成，都很难被中国公众理解和接受。所以在中国，达利式的超现实主义和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式的几何抽象艺术始终不太发达。齐白石主张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及现在中国美术界流行的“意象”理论，似乎更符合中国现代艺术的特点，也可以作为调和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之间的矛盾的折中方案。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为当代中国艺术家创造中国的现代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资源中，也蕴涵着类似现代艺术特征的基因和萌芽。明清时期确实是中国现代艺术思想的萌芽时期，诸如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和袁枚的“性灵”说、石涛的《画语录》、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都属于中国近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发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先声。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特别是明清文人画的写意精神，恰恰是尚意、尚简，崇尚个性，简化形式，为中国现代艺术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今天我们还特别欣赏梁楷的减笔人物、徐渭的写意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大概也因为他们鲜明的个性和简化的形式富有“现代感”，容易唤起现代人审美情感的共鸣。不仅中国传统绘画元素可能转化为现代艺术的形式，而且中国原始文化和民间艺术元素也可能，甚至更可能转化为现代艺术的形式。

尽管我们强调民族性，提倡个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但现代艺术的两大特征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仍然是衡量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性或现代感的可操作的标准。用这种标准来衡量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我们也许会获得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再认识和重新评价。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他们主要继承了中国画传统的写意精神，一般都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却不同程度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特别是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自创的“红花墨叶”大写意花卉，既传承了明清文人画的笔墨韵味，又吸收了民间艺术的朴拙气息，从清雅冷逸的文人情调转变为鲜活明丽的民间野趣，创造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崭新样式，艺术个性异常鲜明，笔墨形式高度简化，现代感极强。如果说塞尚是西方世界的“现代艺术之父”，那么齐白石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的“现代艺术之父”。潘天寿极力主张拉开中西绘画的距离，而他的作品个性突出，笔力雄强，结构简洁，也富有现代感。在优秀的中国现代艺术家身上，个性与民族性是水乳交融的。他的个性已经融入民族性，民族性已经内化为他的个性；他的个性丰富了民族性，民族性也强化了他的个性。

当然，现代性并非评价中国艺术的唯一标准，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也并非现代艺术的全部特征。不过，今天的中国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设计的普遍缺点，仍然是缺乏个性，形式繁琐。没有个性就没有现代性，同时形式一繁琐现代感就消失了，形式一简化现代感就出来了。因此我提倡强化个性与简化形式，可能对促进中国本土现代艺术的发展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编辑：王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