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年轻的时候都很固执。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学念中文系时就选了个很冷僻的专业：古典文献。以为自己毕业后会一心一意做学术研究，为学问而学问。却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而且一教就是三十多年。这其中，在艺术院校里二十多年的教书经历尤其刻骨铭心，手里捧着“人民教师”这个味似鸡肋一样的铁饭碗，个中滋味，真不知从何说起？

最近，网上关于艺术教育体制和艺术教育产业化的议论很多，吵得举国一遍沸扬，没有几句好听的。最狠毒的莫过于说，现在的艺术教育泯灭理想、残杀心智，把学生当成猪狗鸡鸭一样的家畜来驯化和圈养。尤其所谓“扩招”和艺术教育产业化，简直就是利欲熏心、荼毒生灵，祸国殃民、贻害子孙，其罪在古代当诛九族了。

说实话，艺术教育产业化的弊端，作为教师，我有切身体会。也身在其中不能自拔，非但不能独善其身、“出于污泥而不染”，许多时候，也就是随波逐流罢了，跟大家一起骂骂咧咧，发发牢骚，出几口恶气而已，这样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心情也弄得越发颓唐。学校、体制内外，像我这样心态的同行和朋友实不在少数。

对于历史的记忆，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健忘和自私。尤其是涉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大都高高挂起。逃避的法门大概有二：一是装聋作哑，做看客；二是，抹黑别人以求自保。所以，“文革”这样悲剧重新上演的可能性相当之大，因为“四人帮”已经替几亿脑残群氓的非理性和疯狂背了黑锅。好像“文革”就是他们四个人唱的一台戏，我们都是观众和良民。其实，万劫不复的“文革”是一场集体主义的全民“共谋”：红太阳、“四人帮”、知识分子和几亿中国人都是参与者。谁跑得脱呢？

“艺术教育产业化”，说白了，就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而且这个生意是一个国家主义的集体行为，不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学校老师、学生、后勤部门深陷其中，就是学校周边的考前培训、教材出版、超市商场、宾馆、夜市、餐饮、娱乐场所等等，也都是这个产业链上的一环，当然这个产业链上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角色还是为“艺术教育产业化”这个生意买单的广大学生家长。还记得五年前，云南艺术学院的一位山东同学王军，在昆明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反讽、抗议艺术院校扩招和艺术教育体制的弊端，我在网上对此有以下评论：

“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弊端，都是罄竹难书的血泪史。陈丹青骂了很多，影响也大。改变了什么呢？没有啊！以前总是知识分子在讨论这个问题，作为主体和受害者的考生和家长是沉默的多数人，好像总在等待救世主。这次王军他们自己觉醒了，我看事情会多少有些希望。

“中国艺术教育体制、艺术教育产业化的弊端，说白了，是体制与大众的共谋的结果。那么多的艺术考级，艺术院校扩招，教学评估，大家都在抱怨乱收钱，但是没有家长们的积极‘配合’与跟风，可能吗？反抗教育体制的‘暴政’，大智大勇者毕竟是少数，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去扔炸弹、当烈士吧？但你可以选择‘不合作’ 嘛，不要为虎作伥。被胁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是不得已，值得同情。主动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那是犯贱，悲哀得很。 “选择与腐败的艺术教育体制‘不合作’，在这一点上，王军和他的同学们是觉悟者。”（管郁达《一次“不合作”的行动》）

遗憾的是，五年前期望变革的热情逐渐被越来越糟糕的现实所冷却。觉悟者毕竟是少数——而多数正在绑架少数，少数亦在服从多数。

以艺考大省山东为例，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的数据，2007年该省“艺考热”达到“沸点”，艺考报名总人数为16.9万人。受就业等诸多因素影响，此后艺考热开始降温。2008年全省艺考报名总数为16.1万人，比2007年减少8000人；2009年则一下子从16.1万跌至9.6万，比2008年减少了6.5万人；2010年该省艺考报名总人数为9.07万人，比2009年减少近6000人。2011年报名总数为87574人，比2010年减少3000余人。浩浩荡荡的艺考大军面对高等院校的逐年扩招、一路上扬的考试费用和培养学费将何去何从的尴尬和窘困，虽然有所降温，但仍然令人步步惊心，有如飞速行驶、无法刹车的死亡动车。仅2006至2007年，山东报考云南艺术学院的学生就达2万人；而真正能上云艺的只有十多人。艺考形成的产业链，其中一个为考前培训，一个普通的高中美术老师如果画得不是特别差的话，光一个月充当“枪手”的收入就达十几万元；许多学校为了扩大生源开有所谓“直通车”，只要你能出得起钱，不用高考都能上大学；部分艺术高等院校的学费每年都在调整，本科阶段由最低8000元至30000元左右不等。而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前些年毕业的美术生月薪都在3000元左右，如今很多单位给的工资不足800元。这些数字暴露出艺考的“黑幕”、艺术院校的盲目扩招、艺术类学费的无限制膨胀、教学质量的下滑、学生就业形式的日益严峻和被动，已非一日之寒了。百分之九十的学生被迫改行，我教过的学生中，真正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工作的人寥寥无几。所学非所用，不但浪费了金钱，更重要的是荒废了一个人问学求知谈恋爱最佳的年龄和时光，试问，一个人能有几次青春可以重来？！

鼓励平庸、制造垃圾，谋财害命、毒害心灵，这就是当今“动物庄园”一般的艺术教育产业化流水线生产造就的恶果。钱理群老师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其实，产生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的土壤，不正是“唯利是图”的国家主义教育产业化吗？学校是商场、展览是卖场、拍卖是秀场、名利是战场，一切都以追逐名利的“成功”为目标，这不也正是今天中国艺术教育和艺术界的真实写照吗？

现在的大学动不动就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到处都是以“大学城”为招牌的教育地产项目遍地开花，“211” 大学的校门都建得像朝鲜平壤的凯旋门一样宏大，而且校名也改得莫名奇妙：类似“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 之类的叫法，也算是中国艺术教育的蜀中奇葩了。民国初年，蔡元培、林风眠先生他们创办国立西湖艺专，牌子也不大，学生也不多，更谈不上硬件多好，但却是人才辈出，赵无极、李可染、吴冠中这些名字，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和教育史上，都是数得上的。究其原因，还是学校有学统和理想，尊重教育规律，师道有尊严，开放自由，兼容并包。学生、老师的个性与人格受到充分的尊重。艺术教育不以赚钱、盈利为目的，还把人当人看，传道、授业、解惑，艺术学院还未被圈地为“动物庄园”，教师也不是动物管理员，像今天这样，把学生当成猪狗鸡鸭般的家畜来饲养。艺术教育关乎每个受教育者心智的成长，它是一门伟大的、爱的艺术，而不是像养鸡场那样的产业。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艺术教育乃是养成教育，环境的熏染、人格的养成、技艺的锤炼和理想的树立，都需要时间来检验，急是没有用的。所谓“十年树人，百年树木”就是这个道理。艺术教育产业化之所以臭名昭著，就在它于为了赚钱、圈地，试图将一个个鲜活的人快速塑造成平板整齐、没有灵魂的廉价产品。问题是，当这些真空包装的产品流入 “人才市场”时，方才发现，“艺术”生产大大的过剩了，这些产品既不好看，又不能用，完全是“动物庄园”流出的废品和赝品。据说北京人有个段子，你说谁像艺术家，人家一定跟你急：你才艺术家呢！你们全家都艺术家！可见，“艺术家”并不是人人都喜欢的产品，太多了也会贬值的。

艺术教育不以培养艺术家为办学目的，这也几乎是古今中外艺术教育铁定的规律。所以，优秀的艺术家都以反叛学院教育的成规教条而成就自己，独立杀出一条生路。艺术史上，伦勃朗是这样，柴可夫斯基也是这样。就是在以学风自由散漫而著称的老川美，张晓刚、罗中立他们也并非当年学院心目中的“好学生”，“好学生”都是合乎“动物庄园”标准的“产品”，而张晓刚、罗中立却是开艺术新潮风气的革命者和学院教条的反叛者。时过境迁，二十多年后，当日本艺术明星村上隆挟“艺术创业论”和“艺术战斗论”的葵花宝典来到中国的美术学院时，“动物庄园”的艺术家们对他的传经送宝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产业化这笔国家生意已经做大做强，剩下的就是如何与国际“动物庄园”接轨了。

柏拉图说：“一个人从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那么，当今中国的艺术教育究竟要将我们引向何方？没有刹车的、唯利是图的艺术教育产业化的“动车”往哪里开，真的要一条路走到黑，往死亡里开吗？

作者自注：这是《画刊》杂志给我约的稿子。说是要讨论“艺术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希望我尖锐一点。稿子寄出后，我觉得自己有点胆小，文章写得不够具体，对涉及的事情也没点名批评。不想靳卫红、张正民两位主编给我打来电话，说文章送审没有通过，上面觉得过于尖锐。问我可否修改？我一时觉得好笑，“尖锐”不“尖锐”，看来各有各的标准。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