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委托他的私人律师、北京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卞宜民正式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大学，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原物返还2009年1月13日被告清点保管季羡林文物、字画577件”。
至此，已故的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的遗产纠纷，历时3年后，终于进入到寻求司法解决的阶段。
但让季承和卞宜民没想到的是，在与北大纠缠了3年之后，他们又遭遇了法院“不立案”的困扰。
7月16日，卞宜民仍然没有等到法院立案与否的答复。而北大则在7月9日称自己并未接到法院关于此事的通知。此后，记者就再也联系不上党委宣传部及其发言人蒋老师。
截至法治周末记者发稿时为止，记者多次拨打北大方面的联系电话。蒋老师的手机第一次接听后无人应答，之后就与宣传部的电话一样无人接听。
法院一月，北大三年
2012年7月10日上午，卞宜民顶着烈日再次来到北京一中院。
“请问我6月14日向贵院递交的起诉书立案了吗？”
“提交的还是邮寄的？”工作人员问。
“邮寄的，特快专递。”卞宜民说。
“哦，季羡林那个案子，你等会儿。”屋里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起身走了出去。
很快，一位法官走了进来。
“卞律师，你那个案子我们还需要进行合议，等合议结果出来我会通知您。”法官说。
“那你们通知北大了吗？”
“还没有，我们要先进行合议。”
“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高院说一下吗？”
“不需要。”
“那大概什么时间能有结果呢？”卞宜民问。
法官迟疑了一下，“很快了，您也别总往这儿跑了，天挺热的，有了结果我会立刻通知你。”
此前一天，7月9日，法治周末记者联系了北大党委宣传部，宣传部的蒋老师告诉记者，北大没有收到一中院关于诉讼的通知。
“其实我们上个月就先到北京高院起诉过，可是高院不受理，答复说他们不受理一审民事案件，让我们去一中院起诉。”走出一中院大门，卞宜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之所以说要联系一下高院，就是觉得这个案子他们可能要向高院汇报。”
记者从卞宜民提供的清单上看到，这些文物中不乏唐伯虎的楷书，文征明、八大山人、仇英等名家的画作，梵文藏金刚经和浅草寺建造图也意义不凡，其中苏轼的《御书颂》更是季羡林生前多次提到的珍品。
尽管认为这577件文物价值“逾7亿元”，季承和卞宜民还是按高院的要求去了北京一中院起诉。
可是一中院这边收下起诉书后却迟迟没有回音。为了保存证据，卞宜民在6月14日通过邮寄方式向法院寄送了起诉书。
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显然已经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7天了。”季承说。
而在找到法院之前，季承已经跟北大为此纠缠了3年。
自从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仙逝，关于季羡林留在北大的577件和蓝旗营的72件文物的归属，便争议不休。
2011年是季羡林先生100周年，季承本已打算年底起诉解决此事，但因为2011年8月22日，朱善璐接替闵维方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新书记来了，我们想跟新书记谈谈，听听他的意见。”于是季承把起诉的事又缓了下来。
“朱书记说为了维护季先生和北大的声誉，这个事由北大和我友好协商解决，由杨河书记继续商谈。”说起这次谈话的结果，季承抿起了嘴。
杨河从2008年就负责此事，这样一个安排，与之前并无变化。而且，“我们约了个时间和杨河再谈，我们提要求，他说：‘好，我们研究研究’。北大任何方案都没有，我们提方案，它不置可否。面谈连半个钟头都没有，这还怎么谈？”季承问。
“北大希望能本着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则进行友好沟通协商，处理过程和结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3年了，他们就老念这个经。”季承轻轻“哼”了一声。
因此，季承最终还是选择了起诉。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了，还立不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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