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的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相信，这些只能通过黑白照片怀念的失落作品，比克里姆特金光灿灿的高价拍卖品更有价值。

这场轩然大波标志着克里姆特与官方艺术的彻底决裂，他没有再被任命为艺术学院教授，他宣称自己“不能依附于自己的斗争对象”，从此，克里姆特得完全依靠收藏家的支持过活了。自此，他逐渐成为维也纳分离派的领军人物。

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艺术运动是一群前卫的维也纳艺术家试图挑战奥地利绘画的顽固传统，他们试图将艺术、工艺和设计融为一体。

而今的分离派会馆，克里姆特的《贝多芬之墙》(1902)被修复后呈现在世人面前，艺术家Gerwald Rockenschaub专门设计了亮黄色的结构体，让人们可以爬上去平视克里姆特作品。

这幅壁画是为了当时第16届分离派展览而创作的，艺术家以视觉方式呈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这幅24米长的作品是克里姆特首次完整提出某种风格和装饰符号是表达寓意最合适的工具。

克里姆特并非仅仅只有装饰性的吸引力，尽管在某些时候，他像尼采的《快乐的科学》(1882)中说的那样，“由于过于深刻而显得肤浅”。

吻的故事

克里姆特和女性的关系始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除了少量的风景画，克里姆特几乎只画女人，即便出现男人，也通常只是作为陪衬或背景。

他笔下的很多女性肖像都是裸体画，摆出发人深省的情色姿势，强调感官和性爱。画面中的女性通常毫无羞涩地以目光直接回应观众对她们身体的凝视。

这些图片引起广泛的争议，关于淫秽的指责不绝于耳。但一种新的感性气氛已经在这个城市中慢慢诞生，奥地利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05年发表了《性学三论》，深刻挑战人们对于性爱的态度。像弗洛伊德一样，克里姆特也希望将性爱置于公共领域。不过这样的努力同样招致社会保守势力的激烈回应。

1903年，他被迫将一幅作品《希望I》从分离派运动首次回顾展中移除。该作品展现一位裸体的孕妇不加掩饰地看向画布之外，这幅作品被认为远远超出公序良俗容忍的界限。那段时期，克里姆特的作品展出时常常需要安置在屏幕后面，以免被愤怒的参观者所毁坏。

艺术史学家伊凡-斯蒂方诺相信，克里姆特作品中传达的情色意味与神秘、晦暗、死亡意象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是苦闷、彷徨、颓废、厌世的“世纪末”情绪下的普遍反映。就像他的挪威同行蒙克一样，克里姆特笔下的女性即是可欲的对象又是可怕的魔鬼。

据悉，和罗丹一样，克里姆特的工作室里常常有各种裸体模特儿随意走动坐卧，他在情之所至时对她们进行深入描摹。有趣的是，尽管克里姆特几乎和每一个女模特都会传出绯闻(丑闻)，比如著名的制糖厂主夫人阿德勒-布洛赫-鲍尔，以及后来作曲家马勒的妻子阿尔玛-马勒。克里姆特至少有14个儿女——有两个还是在同一个夏天分别由两位母亲产下的——但他终生未婚，毕生与老母及两位未婚的姐妹住在一起。

本次克里姆特15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中，他的情人、伴侣、模特和缪斯艾米丽-弗罗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克里姆特曾在最著名的作品《吻》中将弗罗杰和自己画在一起——这是他唯一的自画像，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

艾米丽-弗罗杰是参与分离派运动的维也纳服装设计师，她和克里姆特很早就认识了，她是恩斯特-克里姆特的小姨子。他们常常在阿特斯共度夏日，但他们从未共同生活，14个克里姆特的孩子中她也未曾贡献过力量。列奥波多博物馆的展览中包括400张寄给弗罗杰的明信片，20年来，克里姆特与弗罗杰分享他每日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关于看戏、天气、旅行，取消法语课，抱怨宿醉，或只是告诉她自己何时归来。

“周日早晨。睡得晚，起得晚。最糟糕的是缺氧。晚上在莱因哈特剧院看《第十二夜》。会议很无聊。(柏林，1907年11月10日)”

“雨，冷。昨天去看普拉多和私人收藏展……展览一般般，兜了半天就看到几幅好的。(马德里，1909年10月30日)”

“在法、西边境写卡片。整个旅途要花26小时。太可怕了!(巴黎至马德里的列车，1907年10月25日)”

“宿醉未醒——希望这是好事——我的皮箱在边境遇到了麻烦——今天才能寄到，周五。我周一早上就得走了——不幸的是。(柏林，1905年5月19日)”

对于少言寡语的艺术家来说，这些信件便是他们终身为伴，日日亲近的证词。在美景宫公布的7封近期发现的情书中，克里姆特称艾米丽为“我的宝贝，我的生命”，他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爱情不求回报。我们也许永远不能获知弗罗杰的回答，因为她把自己的回信全部付之一炬。而在那幅著名的《吻》中，她的脸别到画布一边，背向他的拥抱。

关于克里姆特的感情生活，文学、影视和绘画作品中进行了种种揣摩，但或许因为生性寡言的缘故，艺术家本人仅仅留下只言片语。试图通过这些支离破碎的语句拼凑出一幅感情的全景，或许不如仔细欣赏他的作品，“所有关于我的一切都在我的画中了”。

艺术的两种结局

1918年2月6日，克里姆特在脑中风之后死于感冒并发症。这一年，流行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包括分离派另一位中坚人物埃贡-席勒。

此后的岁月里，欧洲大陆风云突变，而克里姆特作品经历了多舛的命运。

尽管纳粹痛恨所有现代或“堕落”的艺术，不过克里姆特“离经叛道”的作品却似乎以其非凡的美感征服了纳粹艺术审查官的法眼。1943年，第三帝国曾在维也纳赞助了一个克里姆特作品展。在作品展之后， 大多数莱德勒收藏的克里姆特作品被运往了伊门道夫城堡。

1945年5月7日，德意志一蹶不振，人们唯一能在柏林的废墟里找到的是希特勒焦黑成炭的骨骼，而投降书将在第二天早上生效。百里以南的奥地利，一股纳粹党卫军正在密谋策划他们最后的演出。

比起破败的民居，能在雄伟壮丽的伊门道夫城堡度过战争的最后一夜也算是一种幸运了。这座城堡里，悬挂了13幅克里姆特的画作。克里姆特的感官作品成为那晚城堡里感官世界的一部分。纳粹党员们在城堡里放纵自己彻夜狂欢，在克里姆特笔下的女祭司和缪斯眼皮底下放纵着自己。

第二天，德国人在城堡里布置了足量的炸弹后迈着闲散的步子离开了。某个人转身回去，点燃了导火索，瞬间，城堡化作火海。伊门道夫城堡就像一个微型圆明园，大火持续燃烧了好几夜。一切都消失殆尽，当时城堡附近的目击者说，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幸存下来。

布洛赫-鲍尔家族的财产同样未能幸免于纳粹的掠掳，重要的艺术作品被博物馆收藏，其他则散落民间市场。幸好，《阿德勒-布洛赫-鲍尔的肖像》在奥地利美景宫保留了下来，直到2006年被判还给布洛赫-鲍尔家族的后人。这幅“20世纪的蒙娜丽莎”在几个月后通过拍卖公司的操作，被化妆品大亨罗纳德-劳德以1.35亿美元购得，而今展示于他的私人博物馆——美国纽约的新画廊。

而今，世人只能通过《吻》、《阿德勒-布洛赫-鲍尔的肖像》这类传世作品一亲克里姆特艺术的芳泽。柯克认为，像克里姆特这样的艺术家也不得不面对曝光过度的风险。“我称之为蒙娜丽莎问题，当一幅画的复制品随处可见，无处不在。”柯克描述说，“那样的图像逐渐会失去艺术的感召力。有一次我在生日卡片店看到克里姆特也有类似的感觉。”

维也纳博物馆的展览提出一个问题：克里姆特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刻奇?

展览“克里姆特刻奇”记录了艺术家对于城市风景的影响：阳伞、冰箱贴、烟灰缸，Facebook发起的一项活动甚至还设计出克里姆特马桶座。博物馆“最差克里姆特”奖颁发给了一个塑料鸡蛋，这实际上是个音乐盒，打开鸡蛋里面会有一幅《吻》的形象开始旋转，并伴以猫王的歌曲《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