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匡时2011年春拍 清乾隆唐英制墨彩云龙纹笔筒 253万元成交
 

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外，还包括了很多的辅助文具，如笔洗、砚滴、镇尺、臂搁等，即便是放置毛笔的器具也有多种形式，笔筒便是其中重要成员之一。现今，有很多收藏家对文房用品格外喜爱，而那些包含了诗、书、画、印纹饰多重表现技法的传世老笔筒蕴含了浓浓的文人情调，尤其迎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格调，而为众多的藏者所青睐。

笔筒普遍使用于明代

目前，业界公认笔筒正式而普遍地作为一种文房用具出现应该是在明代晚期，确切地说应在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代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很多，大量写实的作品准确地记录了文人的案头陈设，可明中期以前有关文人活动的绘画中并没有发现笔筒，其它文具均时有所见。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笔筒的产生时间。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为，以目前已知的实物论，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嘉靖朝。笔筒的大量生产应该是从明朝晚期始，这与存世文物也相吻合。明晚期人屠隆在《文具雅编》中仅提了一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 另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笔筒出现年代尚无定论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笔筒的出现应该在更早的时间。例如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指出：“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

还有考古学家推测，笔筒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1954年6月湖南省文管会在长沙左家公山发现战国木椁墓，其中遗物有一支真正的毛笔，与笔同在一处的还有简削、竹片和小竹简各一。此套工具可能就是当时用于写字的全套工具，而其中的小竹简为盛笔所用，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笔筒。另外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用于盛放竹笔，竹笔完全置于其中。

另据三国时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记载：“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也就是说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约220-280年)，文字中已经出现“笔筒”一词，陆玑将笔筒与书简并用，也说明此处所谓的“笔筒”乃是一种文房用具。

另据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记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更言之凿凿地指明距今大约1600年左右的东晋书法家、诗人王献之(约344-386年)曾经拥有一只无可匹敌，名叫“裘钟”的斑竹笔筒，此“裘钟”斑竹笔筒或为王献之平时练习书法的日用之物，或为王献之平生收藏的心爱之物。不过有专家认为，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此后，自晋至唐五六百年间未见有关笔筒的文字记载和可靠实物。对笔筒出现于明代持反对意见的人们认为，笔筒不过就是一个筒状物而已，或圆或方或多角或随形，无论何时何地，古人完全可以用身边的竹、木、牙、角等材料取而用之，古人既能造出夏、商、周三代青铜器，战国漆器，汉代玉器这些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怎就造不出一个小小的笔筒来了?!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难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 明末清初的文震亨先生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物专家，但是，文先生乃文徵明曾孙。天启五年(1625年)恩贡，崇祯初为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明亡，绝粒死，年六十一，谥节愍。以文震亨先生的家学渊源和忠烈气节，其严谨的学风和眼见为实的个性特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综上所述，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呈现的状况分析，笔筒的形制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变，笔筒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汉代，与最早的毛笔几乎同时出现，可称为原始笔筒。在瓷质笔筒出现以前，原始笔筒多为竹木所制，其功能和作用主要用于盛放和收捡木笔或毛笔之用。瓷质笔筒出现于宋代，已经被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证据所证明，为圆形四孔器或五孔器，即文震亨所称的“古制笔筒”。至明代晚期(大约嘉靖朝)开始出现常见的桶形笔筒，四孔或五孔的古制笔筒逐渐被更为简单实用的桶形笔筒取代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