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字体论稿》是先生通过字形和书风两方面去研究古代字体发展的专著。这问题历代都有人进行研究，但或因学识不足，对丰富而多有歧说的文献记载未能理清；或限于目力和见识，不能把所论字体与实例准确对位，甚至受流传谬说误导，引用伪迹、伪物，大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启功先生既对古代文字学有深入的研究，又极熟悉历代文字实物并重视考古方面的新发展，以文献记载和实物互证，从文字发展由繁趋简、由象形至符号的变化规律出发，对史籍所载各种字体、书体逐一考证，举出其实例，并理清诸字体、书体间的继承邅递关系和主流与分支的关系，以及正体与艺术化变体的关系，条分缕析，极有说服力地阐明了历史上存在的各种字体、书体的特点和发展演变关系，解决了文字发展史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问题。这里关键之处是启先生既有深厚的学识，又有对实物的鉴别洞察目力，他把二者结合起来，遂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兰亭帖考》是启功先生在书法史研究上又一力作。《兰亭帖》是王羲之书法中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原本久已殉葬唐太宗昭陵，传世只有唐宋时的少量摹本、临本，如把历代大量石刻本包括在内，则不下百种。关于《兰亭帖》原本的流传和进入唐内府的经过，唐代就有种种说法，甚至演为小说。对流传下来的摹本、临本和石刻本因其面貌不无小异，孰更近真，也有种种歧说，成为书法史上聚讼多年的公案。启功先生的《兰亭帖考》分三部分加以研究。第一部分归纳文献中对《兰亭帖》本身及摹本、临本、石刻本的记载和评论，最后概括说《兰亭帖》：“唐初，……有许多书手进行拓摹临写。后来真迹殉葬昭陵，世间只流传摹、临之本。北宋时发现一个石刻本在定武军地方，摹刻较当时所见的其他刻本为精，就被当时的文人所宝惜，而唐代临摹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屡经槌拓……，笔锋渐秃，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临的墨迹本，……字形较定武石刻近于流动，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为欧临，其他为褚临。《兰亭》的情况，如此而已。”这就扼要地理清了现存诸本的脉络关系。第二部分辨李文田对兰亭序文及书风之怀疑，指出《世说》本文称《兰亭集序》，而刘注称《临河序》，二者异名，且有草稿与节文之异，不能因其不同而怀疑《兰亭帖》文本身。又指出简札碑刻功用不同，书体即异，并引出土简牍中行书体格与《兰亭帖》一路有极相近者为例，说明决不能以其不似晋碑书体而致疑，并着重点明“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的缘故，……简单地说，即是在当时书法中革新美化，有开创之功而已”，从书法发展趋势上指出王氏书法和《兰亭帖》的价值。第三部分把现存之唐摹本、唐宋临本、定武本石刻、历代传刻本、伪造本按系统逐一归类，化繁为简，并重点就定武本、唐临本、唐摹本三类详加论述。指出定武本调整行距加栏，已非原本面貌，并以其艺术卓识指出传世唐摹本中只有神龙本行距前松后紧，中有浓淡墨改定加字之处具有草稿特点，保存《兰亭帖》原本面貌最完整。此文对《兰亭帖》的流传经过和现存实物做了周密的分析和历史性总结，是研究《兰亭序》的重要成果。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康生、陈伯达为后台，重拾李文田旧说，发动“兰亭论辩”时，曾指名要先生表态。在当时的严重气氛下，自无人能与之相抗，但先生在被迫所撰文中仍说：“我体会×××同志所谈，是说东晋时期书法必定带有隶书笔意。又说《丧乱帖》和《宝子》、《杨阳》等碑有一脉相通之处，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实际上《丧乱帖》倒是和《兰亭帖》一脉相通而与爨、杨诸碑迥异，故如对方承认《丧乱帖》和《爨宝子碑》一脉相通，即“有隶书笔意”，则对兰亭书风的致疑也就不能成立了。先生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利用对方持论矛盾之处，委婉地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当时这二位后台正忙于筹划更大的动作，无暇挑剔，先生也就“过关”了。
《旧题唐张旭草书四帖辨》考证了此帖的真实年代，是启功先生学识与目力结合、鉴定水平高出侪辈的又一例证。传世有一件狂草书古诗卷，写在五色笺纸上，宋人题为谢灵运书，载入《宣和画谱》，到明代董其昌又改题为唐张旭书。清代收入乾隆内府后，又因袭董氏旧题。现代又被人大力揄扬，言之凿凿，号为张旭传世名迹。但启功先生不为所动，从书风和诗句的改异上判断它应为北宋人所书。为举出显证以解世人之惑，他撰写了《旧题张旭草书古诗帖辨》一文进行考证。启功先生首先指出，在宋代，宋人是利用诗中“谢灵运王子晋赞”一句恰在二纸相接处，而“王”字又适在前纸之末的情况，改“王”字为“书”字，而移下纸于他处，以冒充谢灵运书的情况，并介绍明人丰坊已经查出卷中所书有晚于谢灵运八十余年的庾信诗因而判定必非谢灵运书和明董其昌又武断地判定其为唐张旭书的经过。通过对帖中文字逐句逐字进行研究，先生发现诗中“北阙临丹水”一句庾信原诗为“北阙临玄水”。按五行方色，北方癸水也确应为黑色，亦即“玄”色，说“临丹水”是不通的，故先生据此判定帖文中是有意改“玄”为“丹”。先生又进一步据《宋朝事实》指出“玄”字为赵宋始祖“赵玄朗”名讳之一，而宋真宗追定其祖名为“玄朗”且下令避讳之事在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即1012年。这就据避讳“玄”字的时代极有说服力地证明此帖既非谢灵运书，也非张旭书，而应出于北宋人之手，其时代上限为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以后。这就证明此帖实是北宋佚名人的草书佳作，先后被宋人、明人强加以谢灵运、张旭之伪名，变真迹为伪物。故先生在文中感慨地指出“法书名画，既具有史料价值，更具有艺术价值。由于受人喜爱，可供玩赏，被列入‘古玩’项目，又成了‘可居’的奇货。……上自帝王，下至商贾，为它都曾巧取豪夺，弄虚作假”。又说“‘好事家’的收藏目的，并不是为科学研究，而是要标奇炫富。尤其贵远贱近，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言婉而讽地规劝当代鉴定家们要为人民负责，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要学那些“宁可要古而伪，不肯要近而真”的古代帝王和“好事家”。
《〈平复帖〉说并释文》一篇是启功先生研究传世最古法书西晋陆机书《平复帖》的论文。文中首先理清此帖在宋元以来的流传历史，判定其为北宋以来流传有绪的名迹，也是传世最古的法书真迹，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帖文的考释。此帖共九行八十六字，用秃笔写成，与今草不类，而略近于近年出土的汉晋简牍，其字历代著录均认为“古奥难以尽识”。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据印本作了初步释文，后又据真迹订正，形成定稿。释文之难度在于除逐字辨识外，又因帖纸首尾完整，未经割截，所释必须文义可通且与史传相合。先生详考史传、陆机本集、总集，旁及传世魏晋典籍，除完整之字外，连残损的五字中也有三字据文义及史传推释出。然后又对帖中提及的贺循、吴子杨、夏伯荣三人与陆机的交游略加叙述，还对帖中透露出的当时品藻人物的风气和分寸作了评述。全篇论文仅三千字，却从短短八十六字帖文中钩稽出如此多史料，极有说服力地解决了古法帖中的一个著名难题，并从帖文内容上也证明此帖确出于陆机之手。这是只有靠多方面的学识与高度的鉴赏能力相结合才能做到的。
启功先生在释文方面又一重要的成果是为黄庭坚《诸上座帖》作释文。此帖用狂草写成，纵横恣肆、墨渖淋漓，往往逸出法度之外，所书又为禅僧语录，用词生僻诡异，机锋迭出，历来号为难读。先生熟悉佛学，多读禅僧语录，又对各体草书及其变体深有研究，故能举重若轻，全文释出，了无滞碍，解决一个传统难题，极为同行、同道钦服。此项工作先生未撰专文，其释文附于《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所影印的此帖之后，读后可以了解先生在这方面的渊博学识。
发现武则天发愿写经残片《武则天所造经》是启功先生深厚文化史与艺术史结合取得成就的又一例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生在文物局设立的文物研究所看到一批新入藏的敦煌写经残片，虽都是片玉碎金，但有些书法颇精，有的具有时代特点，引起他的注意，遂择优索取了几张照片，留作研究资料。启老对其中一张书法秀美潇洒、毫无经生书的残片最为欣赏。在欣赏书法之余，又详读其文字，发现它是一篇为其亡母祈福的写经发愿文残段，而最令人惊诧的是竟然发愿要写《妙法莲华经》三千部。《妙法莲华经》每部七卷，三千部即二万一千卷，实是一件极浩大的工程，断非寻常人家所能做到。先生又注意到卷中发愿人称其母为“太原王妃”。而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记载，咸亨元年（670）年九月甲申，武则天母杨氏卒。九月壬子，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彠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可知此残片上所书“太原王妃”为武士彠之妻，亦即武则天之母，其卒在咸亨元年。则此发愿写经残片应即书于此年。但武士彠子女都可称杨氏为“先妣”，为此，先生又详查《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发现至乾封元年（666年），武则天的兄弟姊妹都已死去（大部分是被武则天迫害死的），至咸亨元年（670年）杨氏卒时，有资格称其为“先妣”的只有武则天一人，这就有力地证明这件写经残片的发愿人是武则天，是武则天命人写的。因当时武则天尚是皇后，其“制字”是她称帝后于天授元年（690年）十一月发布的，故所写仍是通用书体。
上世纪初敦煌出土了大量写经，其中少量写有纪年、发愿者及书手姓名，但能证明是武则天发愿所写的，迄今所知只此一件，当是发愿所写三千卷中一卷的残片，其书法也秀美潇洒，毫无经生书的习气，极为难得，具有较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此残片的发现也是启功先生敏锐的艺术审美水平和深厚的学术功力相结合取得成就的例证之一。
《山水画南北宗说辨》是启功先生在绘画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对于山水画南北宗说法的不良影响，启功先生指出：“‘南北宗’说和伴随着的传授系统……是晚明时人伪造的，但三百年来它所发生的影响却是真的。我们研究绘画史，不能承认王维、李思训的传授系统，但应承认董其昌谬说的传播事实，更要承认的是这个谬说传播以后，一些不重功力，借口‘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庸俗的形式主义倾向。”明确表示出撰此文的目的是“廓清”伪史料，为“绘画史备妥科学性的材料基础”。
除对艺术史问题和重要文物的研究考订外，启功先生还撰写了《书画鉴定三议》，针对书画鉴定工作中的时弊，就正确认识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思想方法、工作态度诸方面提出看法。其第一议就指出要认识“书画鉴定有一定的模糊度”，指出人人均有其局限性，受学术水平、思想方法、主观偏好、外界影响诸方面的限制，鉴定家不可能全懂，其意见也不可能总是正确，客观上也会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认识的问题，故谦虚谨慎、多闻阙疑、认识鉴定工作有其局限性和存在着一定的模糊度，应是做鉴定工作唯一科学的态度。他还提出应重视现代科技的发展，利用现代科技以补人的能力所不足的设想。第二议提出“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别”，其中有种种复杂的情况，如古法书复制品、古画摹本、后加伪款的无款古画、真假拼配、代笔、作伪等，其中有些不是简单用真伪二字所能包容的，要仔细分析，认真体认，并要敢于实事求是承认自己不懂，而不要以权威自居。他举王国维为例，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第三议提出“鉴定中有世故人情”，指出除限于鉴定者的水平造成失误外，还有可能因社会上的种种阻力作出的“屈心”的不公正的鉴定。他据所知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体例总结出八条，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逐一分析其原因并举例说明，最后提出要虚心容众，不搞一言堂的问题，引颜真卿的话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以此语与同仁共勉。此文既论及鉴定工作的原则、方法，也强调鉴定者自身的业务和品质修养，提倡头脑冷静、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正确认识自己。启功先生在文中有些处以剖析自己为例，说理平和，语重心长，虽以书画鉴定为题，也可供其他类鉴定工作参考，是既有高度学术水平又有现实针对性的重要论著，也可以认为是他作为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对鉴定工作健康发展的一些意见吧。
上面所述只是启功先生这方面研究成就的一部分，但从中已可看到，和其他鉴定家不同之处的是他兼有对传统文化有深入广博研究的学者和当代书画大师的身份。他那些最令人心折赞叹的研究成果产生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他能透过外表，深入内容，看到别人熟视无睹的问题，发别人所不能发的卓见，独树一帜，居当代鉴定大师之前列，为同辈所推重，为后学所景仰。
但美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又仅仅是启功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先生在本职工作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如《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象论稿》等，在古汉语语法和诗文声律方面也取得开创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古诗的韵律问题高深、复杂，让初学者望而生畏，启功先生巧妙地以截竹竿做比喻，排列组合，深入浅出地阐明其基本规律。古文如贾谊《过秦论》读起来声调铿锵，抑扬顿挫，老辈学者多能背诵，但经启功先生一分析，其平仄、节奏一目了然，发前人所未发，对于探索古代行文用字的规律做了深入的探索，在古汉语的语法特点研究上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果。至于在古小说方面，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和注释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从启功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多方面成就可以看到，深厚的传统学术素养充实了他在书法史、绘画史研究和书画创作上的文化底蕴，而书法史、绘画史研究和书画创作实践又有助于他对传统文化作开创性探索，他在书法绘画上的成就和学术研究成果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考虑到先生在本职工作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在古汉语语法和诗文声律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如果世人仅以鉴定家和书画大师待之，似乎就不够全面了。《元史》载元代史官杨载在评论赵孟頫的成就时曾说：“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希望这里所述的对先生在艺术和书画鉴定领域卓越成就的体会不致以偏概全，转移了学者对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这一重要学术领域上的创造性成果的关注。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