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罢工”和“缺席”最终以谈判后的折衷结果还原为“有东西可看”的作品群，这使我们自己进一步模糊了作为参展代表的身份。在所有的参展作者或代表当中，我们成了惟一被授权的捣乱分子，而其他人要捣乱就只能拍桌子（侯瀚如拍过桌子，王功新摔过录像带，而组委会的女秘书们每天至少要哭五六遍，越接近开幕日哭得越多）。

我们想“缺席”却不能“缺席”，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有三个真正的集装箱在等着我们。我们“参加”了却还在宣布“罢工”，于是“参加”成了“形式”而“罢工”才是目的，此举可以说是更加明确地对应了侯瀚如所期待的“特殊性、临时性和针对环境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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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