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红木标准”，不是“硬木标准”

1998年，中国林业科学院副研究员杨家驹接到上级要求，为红木制定一个国家级标准。

“上面只给了1000元经费，在职的不愿意搞，就把我这个退休的找来了。”杨家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28年出生的杨家驹，专著涉及核工业、军事以及桥梁用木等，此前杨家驹对红木没有任何涉猎。

他很快发现，作为一个科学家，研究红木时，他面对着科学外的巨大困难：中国人不了解硬木，没人确切知道这些木头来源于什么树种。

思考了很久，杨家驹决定采用国际通用的一种木材显微镜来鉴定哪些硬木可以称为名贵木材。

他花了两个月从北京一路南下到广州，从故宫和各家老字号工厂取得木材样本。1000元的研究经费根本负担不起昂贵木材，他的木样大多来自故宫建筑修缮后的剩木和工厂的废料。

把这些木材做成切片，在显微镜下观测组织构造，再根据观测到的特征对照植物学分类，为木头寻找它所属树木的名称。根据经验与学识，杨家驹把昂贵的硬木划分为5属8类33种。

慎重起见，他还按这33个树种的拉丁文名，向美国一家收藏树木标本的博物馆要来了对应样本，进行二次对照。

两年后，杨家驹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硬木系统。为这个标准命名时，他迎来了一个新困难，“中国传统硬木”并不是一个学术名词。杨家驹思考很久，最终决定叫“红木标准”，而不是“硬木标准”。

“红木”在古代并不是硬木的统称，而是与它们平行的木种,是紫檀和黄花梨逐渐消失后，出现的替代它们的木头。但“硬木”的名称和英文“Hardwood”重合——国外所有阔叶树都统称“硬木”。

“市场已经大量地把硬木统称为红木，把这些硬木制作的家具统称为红木家具。”杨家驹决定给这个标准命名《红木》。“红木”这个名字在拉丁文里根本不存在，就用拼音“Hongmu”。
“科学”与“文学”之争

杨家驹深信自己代表了科学：“以前红木都是故宫的那批文人雅士搞出来的学术，他们只懂造型与工艺，不能从科学的层面研究木头。”

当杨家驹用植物学的方法制定了红木标准，进而强迫市场使用这种方式对红木进行命名与分类后，他受到了很多质疑，马未都是其中一个。

马未都主张用文学与美学诠释中国硬木，他认为中国硬木从诞生起就属于文学范畴，用科学解释文学是无力的。

“很多人不懂科学，就认为科学高高在上。但科学在社会学金字塔中是最底层的。科学上面是文学，再上面是美学、哲学、玄学……科学可以学，越往上越不能学。”在马未都看来，用科学研究红木这个“文学事物”，就像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来解释唐诗哪个好哪个不好，“研究的结果就是个笑话”。

与此同时，这份标准要求所有的商家出售家具时，必须写上科学的木材树种名称，问题随之出现。“即便我把名字写上去了，你也没法鉴定。”马未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世界上鲜有机构可以仅仅通过一块细小的木片就准确判断它的树种。美国农业部下属的木材解剖研究中心认为：在高放大倍率显微镜下通过解剖学特征来鉴定，准确度往往只能达到“属”。一般只有热带树种可准确至亚属，在罕有的案例中，温带木材才可至亚属。而在杨家驹颁布的“国家红木标准”中，硬木的明确树种名称有33种。

红木标准颁布后，很多人请杨家驹所在的研究所鉴定木头。经历很多艰难的尝试后，杨家驹也承认，用这种方法做到准确是“非常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