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稀奇一度想包下一个工厂，很快又发现不行，工厂主打电话来让稀奇解决员工的种种问题。”

从当艺术家自己动手掌控一切，到现在无法完全控制；从管理自己到管理十几个人的团队；从在工作室搞创作、跟朋友唱歌打球，到变得像个陀螺一样飞转，“我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瞿广慈感叹。

瞿广慈变得易怒，2011年大半年里创作基本停滞。“那段时间经常是助手给他搭好了架子，他也做不出来。”有一天在工作室，向京问：“广慈，你以后就不做雕塑了吗？”

2011年底，稀奇的店已经开了4家，可产品出不来，质量问题也很多，作废了一堆包。经济上也颇有压力，本来计划投入200万，后来花了八百多万；宋庄的工作室大概要花八九百万；亲戚生病、朋友需要帮助，瞿广慈很焦虑：“这么多事情要处理，家里一年怎么要花那么多钱呢？”生性乐观的他一度想到失败，半夜惊出一身冷汗。

“后来我想好了一个底线就不焦虑了，1000万，这不光是钱，还有我们的生命和全部创造力，已经这么努力了如果还做不好，那就说明我们不行。”不过好几个做国际大牌子的朋友都说稀奇能行，瞿广慈说，“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力。”

做包浪费了3个月之后，瞿广慈深觉一定要自己来管，深入了解生产是怎么回事。2012年春节，他回上海歇了几天，初六就出门了，再一次到广州地毯式搜寻工厂和原料。

　　“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2011年12月底，瞿广慈和徐浩在稀奇银泰店第一次见面，当时稀奇做包进展非常不顺利。徐浩在法国待了十几年，在世界顶尖的品牌工作过，想回国开创自己的品牌。两个人一拍即合，一高兴喝了一瓶多威士忌，后来徐浩加入稀奇任设计师。

“他们很干净，是纯粹的艺术家。”徐浩评价瞿广慈和向京，“我觉得我也挺干净的。”他认为中国很多知名设计师没有信仰，今年和明年没有关系，作品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老外觉得“很怪”。很多长住国外的设计师又会臣服于国外品牌，“我不一样，我回来就是想跟他们干，过十几年创造出中国自己响当当的东西。”

5月，我随瞿广慈和徐浩一起到广州看工厂。广州市区附近的永泰村是著名的A货生产基地，不起眼的居民楼里是一家家低劣的小作坊。有一家能够做手工繁复无比的“起鼓”工艺，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摆着四五台缝纫机和两张大桌子，摊着各种难看伧俗、模仿各个大牌的包。出门之后徐浩说，其实这些包的皮子质量跟CELINE差不多，成品就天上地下了。

扎到社会底层的瞿广慈发现现实极其残酷凄凉，“他们给我一张名片，叫王森，其实他不叫王森。为什么？他们生活在灰色地带，这样方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不偷税就没法生存。”

又去了长红村一家中型皮具厂。这家厂有六七十人，一年能做五六万个包，主要客户是韩国以及俄罗斯进出口商。“正月初八我第一次来，厂里还没开工，阿权和阿花正在吃饭，很屌的，不爱搭理我，我也不在乎。中国的工厂基本上生活都很艰难，整天都有人骗。”瞿广慈说。

瞿广慈和徐浩来了好几次，老板阿权才愿意为稀奇加工。“他们的设计很另类，做起来工人很累，我又不缺单子，干嘛要那么累？”阿权解释自己为什么推三阻四。

“假如我们中国的设计师能够做出些品牌，他们就能够转正，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瞿广慈说，“十年后如果我们牛逼了，就能给阿权更多的附加值。”

就在瞿广慈这次来广州之前，阿权又不想做了，因为稀奇的设计特别，质量要求高，工人做出来的东西经常出错，双方争吵无数。“其实他们能做，只是以前没人要求他们。”

第二天，我们又到白云区江高镇去看另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有七八百人，客户包括UGG和Alexander Wang，工厂更正规，产品质量明显更好，但一个颜色的包最低下单500个，稀奇只能下单50个，而且成本要高一大截，瞿广慈和徐浩反复商量纠结。

稀奇的包包等副产品现在不赚钱，一半成本要付店面租金或者给代理商， 1/6成本是生产成本，还有1/3用于公司其他支出。虽然有资金压力，但瞿广慈不打算引入投资者，担心盈利压力太大，不能将稀奇发展成理想中的有竞争力的品牌。“我打算用主产品的利润养着副产品两年，慢慢找到我们的定位和竞争力。”稀奇不打算引入投资者，不过798已经有人用稀奇的盈利模式找钱了。

“只有艺术家才会做这样的事情。”郭羿承说。郭是台湾ARTKEY艺奇文创集团老板，他的公司成立于1997年，从代理齐白石作品的授权开始，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艺术品授权商。“如果是商人，肯定首先关心盈利。把公司、品牌当作一个作品经营，艺术不一定都是要画画。”

郭羿承说，国际上原作和授权比例是1：3，国内连1:1/10都不到，这会是个很大的空间。“更深的作用是帮助中国经济的复苏。罗斯福解决金融危机时提出了一个口号，用美成为帮助销售的一把钥匙，在那之后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换代，现在中国面临这个节点。现在中国制造业都是给欧美代工，利润太微薄，用美帮助这些企业，将‘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本来一个杯子卖100块，印上齐白石的画之后，变成150块，利润增加好几倍。”

　　瞿广慈和向京

3月，我随着瞿广慈和向京去宋庄，他们打算在那里盖一个大工作室，随行的还有东方卫视(微博)的大队采访人马。向京有着林黛玉式的身材和羞怯敏感的眼神，加上成就和坚韧的性格带来的力量感，混合成一种奇异的魅力。

在宋庄管委会办公室，向京两次填错协议，瞿广慈和办公室主任忙不迭地哄她：“没事、没事，别急，你慢慢写。”摄影师的镜头粘着向京，她觉得不自在，劝人家趁光线好赶紧去拍宋庄的大牌坊，没有得逞。当镜头对着瞿广慈时，他坐在沙发上微微抖着腿，旁若无人地把一张宋庄小报从第一版看到第四版。俩人的关系混合着呵护与欣赏、理解与陌生、依赖与独立。

向京是一个非常封闭且单向度的人，才能和注意力几乎只集中于艺术领域。她是艺术圈最著名的劳模，除了极少的应酬，连礼拜天和过年也会待在工作室干活。瞿广慈一年在工作室里只待三四个月，“特别爱玩儿，跟什么人都百搭。”在两人世界中，向京专心地扮演天才，瞿广慈除了扮演艺术家，还扮演天才身边的那个人，打理生活中除了艺术之外的一切事物。

向京是丈夫的铁杆粉丝。“我也写东西，他也写东西。看看广慈写的东西再看看我的，就知道什么叫有天分什么叫没天分。他还有艺术家稀有的商业能力，平时他也稀里糊涂的，可是一到算大账的时候，比谁反应都快，别想蒙他。”

“他最厉害的一点是特别自信，特别乐观，几乎没有负面情绪，我经常消沉，他总说‘消极是没用’，只有积极是有意义的。思前想后也没有意义，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觉得挺好，他就说先去做，然后不知道怎么地也就成了。有他我很幸运。”向京说。

瞿广慈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向京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她对这个时代有责任感，“如果一个艺术家对时代没有责任感，是达不到相当高度的。”

　　瞿广慈和艺术

瞿广慈少年得志，1994年25岁本科毕业时，作品《王府井》就得了第八届全国美展大奖(当年金银铜奖归为一个大奖)，北京地区金奖，是年龄最小的获奖者；30岁时作品《天路》再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绝大多数美术工作者一辈子可望不可即的荣誉，他一再唾手而得。

获奖给瞿广慈带来的不是兴奋和骄傲，而是虚无与否定。他说自己花费两年时间倾尽心力完成的作品《天路》，初衷只是为了“活动活动手脚”，“一件无意义完成的作品，虚假的风情，却获得这么多重要奖项，意义何在？”研究生时期他用两年苦行僧一样的日子完成了作品《行走的人》，收获的也是浓重的无聊感。

在上海师大美术学院工作期间，由于担任行政职务经常开会，瞿广慈先后做了《工农兵》、《团结》等作品，人物形象既假模假式又现实感极强。瞿广慈认为，幽默是消解现实的一种办法。他解释说，每每开会“看着主席台话筒后面的领导就会浮想联翩”，“后来我们这个班子更加明争暗斗，我寻思可能跟我的不严肃有关。”

有一天他在大街上听见一句北京俗语：“看到老实人就压不住火”，“这句话让我蹲在路边像傻子一样笑了半天，连滚带爬地回去就做了《菜刀帮》，一大群男人穷凶极恶地拿着菜刀对着一只小老鼠。”

做稀奇之后接触到的残酷现实，瞿广慈说，“这些太能回馈我了。” 2005年是当代艺术的一个转折点，以前当代艺术好像是地下艺术，以后登堂入室。成为名流的艺术家们越来越小圈子化，小众化。

瞿广慈认为：“艺术家过去的成功来源于他们的生命和生活最基本的联系，他们双脚站在地面上，那种痛苦的表达是很真实的，但今天他们还在重复过去，艺术生命越来越走向死胡同。”

在打造稀奇的过程中，瞿广慈和向京逐渐更深刻地了解到它的意义，超越了一开始给稀奇定位的“礼物”的概念，意识到文化输出的责任。如何重塑和提高国际形象，正是中国目前渴望而又吃力的所在。

郭羿承说：“喝星巴克、吃麦当劳，其实这都是美国文化，展现文化要通过一些手段，教育、侵略，或者商业。商业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未来稀奇打算不仅做向京和瞿广慈作品的授权，还可以签约其他艺术家。

从一开始瞿广慈和向京就对李冬莉说明白了，将来稀奇产生的收益不往回拿。“我们要拿去做公益，培育艺术评论，艺术评论太清苦了，不能让人家没有收入在那里做。”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