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参与性艺术,批评与不足:访克莱尔·毕晓普 2012-08-29 15:15:18 来源:艺术时代 作者:詹妮弗·罗施 点击:
克莱尔·毕晓普: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部艺术史系副教授,Artforum、October、Tate Etc、IDEA和其他国际艺术杂志固定撰稿人。著有《装置艺术:批判的历史《人造地狱:参与性艺术和观看的政治》,编有《参与》一书,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文献。

毕晓普总结说:“过去十年间最好的参与性实践强调了自主性同社会介入之间的互相牵制,并通过作品的结构以及观众对作品的接受情况就自主性进行了反思。尽管这种艺术可能在第一眼看来让人不舒服,显得不怀好意或是令人困惑,但是我们仍然应当以这种艺术代替充当社会参与性实践批评话语的好意说教。”

  

意料之中的是,毕晓普的文章也吸引了相当多的眼球。艺术史家、批评家格朗特·凯斯特(Grant Kester,加利福尼亚大学美术馆馆长,视觉艺术系艺术史教授,就关联性、对话性艺术实践进行探讨的领军人物)就在Artforum接下来的一期杂志中发表了满满一页驳辞。

 

杰里米·戴勒, It Is What It Is 装置作品及对话伊拉克的现场图,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2009年

  

詹妮弗·罗施=JR

  

克莱尔·毕晓普=CB

  

JR:简单来说,你的文章似乎呼吁大家去审视(或者重新审视)我们评价社会参与性艺术的原则。你认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以一种道德的视角(好的或坏的参与方式)来评价社会参与性艺术。你为什么认为围绕社会参与性艺术展开的话语尚未脱离对你所描述的那个领域的严格审视?

  

CB:存在很多原因,有实用主义的,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方面,艺术批评家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减弱。策展人代替艺术批评家成了那个决定艺术家成败的人—至少欧洲是这样的情况。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策展人的文字在总体上都是肯定性的。他们很少就一个已经成名的艺术家表达自己的保留意见。在我着手这项研究时,我发现大多数和艺术项目相关的文字都是策展人写就的。这让我大吃一惊。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符合逻辑的:社会参与性、合作性艺术项目非常复杂,无规律可循,有一定的语境。因此能对整个项目有所掌控的就只有策展人了。但是鉴于策展人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和协调(艺术家、观众和机构间的)有关,因此策展人的文字以道德伦理问题为导向也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促进一个统一无异的社会观的欲求又巩固了社群主义话语的兴起。这种社会观将社会看作是一个“道德的群体”,在其中没有任何政治分歧。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伦理道德导向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势所趋,是我们所说的“后-政治”时代的症候。斯拉沃热·齐泽克、雅克·朗西埃和其他的哲学家在哲学中注意到了一种“道德伦理转向”(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吉奥乔·阿甘本在哲学界的炙手可热,学者们重燃了对拉康派系理论家提出的“根本恶”这一概念的兴趣都表明了这一点)。当代政治中也有这样的转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促进一个统一无异的社会观的欲求巩固了社群主义话语的兴起。这种社会观将社会看作是一个“道德的群体”,在其中没有任何政治分歧。正如朗西埃2004年在《美学中的不适》(Malaise dans l’Esthetique)一书中所指出的,这样一种观点使得艺术和政治成为了道德评判的附属物。而这种道德评判仅仅和原则以及实践结果的有效性相关。朗西埃并没有直接就社会参与性艺术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可以将这些观点的尖锐性引入到对社会参与性艺术的讨论中。

 

The Land Foundation 项目局部

  

JR:你在谈到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更好的批评话语时,认为其答案可能寄寓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美学是思考矛盾的能力”这一观点之中。你能说一说你所认为的最好的参与性实践应该是怎样的呢(除了你在文中所提到的那些艺术项目)?

  

CB: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愿意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评判一项参与性实践是否最好的时候,除了考虑其改善的效果,我们还应该探究改善这一假定和设想。我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受我居住地英国的影响。在英国过去的九年间,新工党通过艺术来落实社会融合的政策—这种方式简单高效:一方面使得公众聚焦于艺术,另一方面又将注意力从导致社会参与降低的制度性原因上转移开来。这些制度性原因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福利、交通、教育、医疗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鉴于显著的成效很快就会被政府偷梁换柱,艺术实践就社会介入和自主性进行区分就十分重要了。临时服务(Temorary Services,美国芝加哥三人艺术组合,自1998年起合作艺术项目、公共事件、出版物和展览)曾经问我:被政府利用和被艺术市场利用哪个更糟糕。我想恐怕是前者。艺术运用某种特有的媒介、材料进行创作—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也时常保持警惕。合作性、参与性或是互动性这样的理由还不足以证明一件作品的合法性或者保证其重要性。相较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一件作品如何表现、如何介入既定程式以及作品所处时代的各种关系。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当今参与性艺术实践繁荣昌盛的状况,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已经丧失了其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所具备的反抗的,反-权威的冲击力。在六七十年代,激进的剧场、社群艺术和批评教育都是作为社会控制主导模式的反面出现的。在今天,参与被商业利用,成为了提高效率和劳动力道德感的工具。在以电视真人秀为形式的大众媒体时代,它无孔不入。而且,它还成了政府成立机构,寻求营造一种社会融合氛围的专属工具。如果要具备批判性,参与性艺术必须就这样的既定程式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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