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群的哲学艺术表现了一种病态的乡愁，那是与海德格尔一脉相承的诗化哲学。实在说来，舒群乃是迷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丛林。

当舒群乐观地预言哲学艺术的时代来临之际，实际上哲学艺术已经终结了。在“北方艺术群体”中，舒群是“理性绘画”唯一的坚守者。与王广义转向以《大批判》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创作不同，舒群在经过短暂的波普之后，又回到了“理性绘画”。

严格来说，在舒群的理性主义中，并非只有纯粹的理性。舒群不是没有看到理性的极限，只是他没有找到超越理性的实际道路。在理性之梦破碎的20世纪，特别是在形而上学终结的世界上，舒群坚守理性绘画的阵地，既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也具有某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甘世界的沉沦。遗憾的是，舒群只把目光聚焦于西方哲学，而未能发现哲学之外的真理之光。聚焦于哲学，使之沉迷于启蒙理性的残梦之中，并与来自基督信仰阵营的反启蒙力量失之交臂。

舒群：不合时宜的形而上学

舒群的艺术总体上表达了一种形而上学。他将自己的艺术生涯分成三个阶段：绝对原则（1983－1989）；走出崇高（1990－2004）；象征秩序（2005－2008）。第一阶段是整体理性主义或者集体理性主义；第二阶段是分析理性主义；第三阶段则是个人理性主义。

在20世纪末的背景下，舒群对形而上学的高扬没有任何实际的思想意义，而只是对启蒙乌托邦的重复。在舒群的形而上学中，显然已经失去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的雄心、信心与光芒。事实上，舒群明知绝对秩序已然失丧，《走出崇高》系列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形而上学终结的世界上，舒群固执地试图恢复其往日的荣光，这种理性之梦成了他个人的唐吉可德式的战斗。

我相信舒群是一个寻求真理的认真的艺术家，只是他对理性的坚守缺少思想史的突破意义。舒群未能深刻地洞悉启蒙理性在西方破产的深层原因，未能从西方思想史中得到足够的启示，他的固守诚然可贵，但缺少对世界的真实价值。

舒群：理性的极限

事实上，在舒群通过其艺术作品构筑的准宗教中，他把理性当成了上帝，把人类精神的赝品等同于创造宇宙的真神。这无疑是一种虚幻的偶像崇拜。实际上，舒群至终从理性走向了非理性。这正是理性本身的痼疾。在福柯的视野中，理性与癫狂没有绝对的界限。不错，当人类离弃神圣的信仰，失去绝对真理之源头，以理性为唯一的精神归宿时，理性必然走向其反面---非理性。

舒群并非没有意识到理性的极限。1990年代创作的《绝对理性的消解》，正是舒群认识到理性极限的表征。但走到理性极限的舒群并没有找到终极的实在。当绝对理性之梦破灭之际，舒群深切地感受到家园的失落，因此，他以天体表现宇宙的荒芜，然后又加上了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十字架。在这件作品中，如若舒群真正知晓十字架作为宇宙奥秘和中心的神圣价值，那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天启。可惜，舒群对十字架的运用完全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无意识行为。

十字架的大能与哲学相对，是人类超越文化乃至宗教的唯一实际的路。如果舒群认识十字架的大能和丰富，他就不会执着于哲学艺术的创作。实际上，十字架对于舒群，只是某种模糊的哲学观念的表达，而并不具备真正的信仰意义。舒群正是在这样矛盾的精神状况中，继续着他哲学艺术的创作。在本质上，舒群的十字架尚臣服于他的哲学。这不是什么惊人的创造，而是笛卡尔哲学的某种简单的翻版，甚至还远低于笛卡尔的高度。在笛卡尔哲学中，理性被置于宇宙的中心，上帝必须经过理性的证明。而在舒群的思想中，并不存在上帝的位置。舒群作品中的十字架只是表达了某种模糊的观念，而不是对圣经中十字架的相信与认可。

这就决定了舒群虽然走到了理性的尽头，却未能以超越理性的信仰完成理性的更新与复生。舒群忽视或根本还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反启蒙价值。他走到了理性的极限，但能够运用的仍然是理性的力量。事实上，理性在舒群的生命中已经细若游丝，但他无法放弃这一救命稻草。他象踩钢丝一样行走在理性的悬崖，深感理性的脆弱，却只能寄望于理性的救赎。

海德格尔陷阱和萨满迷狂

因此，理性主义仍然是舒群的图腾，绝对理性是他生命的支柱。在离开“理性绘画”的那段时间，舒群的精神陷入危机，甚至一度想到自杀。只有创作，并且是进行理性主义创作，舒群才能找到家的感觉。在浓烈的乡愁中，舒群将理性注入神秘主义或萨满的色彩，从而达到了一种准宗教意义上的癫狂。

在舒群的哲学中，理性一再地被染上萨满色彩，正是人类理性本质的悲剧。在舒群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他真正完成了形而上学与酒神精神的揉合。不过，这种揉合并非创举，而是其追寻宇宙终极价值不果的产物。舒群的哲学艺术表现的是一种病态的乡愁，那是与海德格尔一脉相承的诗化哲学。实在说来，舒群乃是迷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丛林。

舒群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神秘主义搀杂在一起，塑造了其癫狂的带有萨满色彩的理性主义，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的宗教。舒群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古希腊文化中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合一。这种粗陋的伪宗教与人类真正的宗教相比，差距甚大，与真正的信仰相比则有天壤之别。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峰，作为人类以私意敬拜神的形式，宗教使人远离了神。从某种角度而言，宗教是纯正信仰的沉沦。真正的信仰是超文化的，与宗教完全不同，与舒群式的准宗教更不可同日而语。

《象征的秩序》是舒群把萨满色彩注入理性主义的例证。舒群无非是在重复波伊斯式的昏聩的艺术游戏。正如波伊斯的梦呓：“我们今天应该重新上与神灵，下与动物、植物、自然，有一个交感、互动。”舒群将此称为“对缺席者的召唤”，看似是一种类似宗教仪式的行为，实际上是人的哲学思维。对于舒群来说，这种哲学艺术，与荷尔德林以及海德格尔尚存在很大的差距。因为，荷尔德林是一个相信基督，同时相信希腊诸神的精神错乱的诗人；海德格尔则是一个相信基督，但同时迷信诺斯替主义即在神之上还有更高存在的的异端哲学家。

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尽管思想迷乱，但都相信具体的神灵。而对于舒群来说，“神灵”则只是一个模糊的符号。这一个符号，在舒群看来，“……是一种缺席的，在常识秩序中找不到的东西，是一种虚无的东西。”舒群眼中“虚无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神灵”，而只是一种哲学的臆想。尽管它不是纯粹理性的，但本质上是人理性思维推导的结果，充其量是一种神秘主义哲学。正如舒群所言：“哲学就是满怀乡愁，到处寻找家园，我每次画一种画，都是找到家园的一种感觉，如果画没了，我的家园也没了。”

舒群通过艺术来寻找或重建宗教，实际地达到了“艺术代宗教”的目的。这真是现代艺术的不归之路！在舒群发出“哲学艺术抬头”的论断之际，我们看到的是当代艺术在暗夜中的痉挛与绝望！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