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伯格的失败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艺术终结时代的世界性悲剧。现代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胜利，而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失败。

作为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捍卫是以失败告终的。随着后艺术时代的到来，格林伯格的捍卫战变成了一种孤独的守卫。

格林伯格的失败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艺术终结时代的世界性悲剧。现代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胜利，而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失败。与其说格林伯格是被后现代艺术击败，不如说是被现代主义本身所击败。因为现代主义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它已经丧失了守护自己的思想根基。

现代主义的思想根基是源自文艺复兴和启蒙理性的人本主义，而格林伯格所处的时代，正是人本主义垮台的时代。从福柯到德里达的西方后现代思想家早已颠覆了人本主义大厦，而由于后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构筑起某种建设性的“后人本主义”，因此，导致了虚无主义的肆虐。事实上，以福柯、博德里拉和德里达等思想家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自身逻辑演绎的结果。虽然这些后现代思想家反对人本主义，他们实际上仍然脚踏人本主义的大地。就此而言，福柯、博德里拉和德里达的后现代，不过是人本主义病入膏肓的结果。

格林伯格：现代主义法典化之困境

格林伯格的主要观点代表了现代主义艺术理论的法典化。但不幸的是，格林伯格所处的时代，正是现代主义分崩离析的时代。格林伯格的批评主要指向60年代的波普艺术和极简艺术，他认为这些“新艺术”除了追求“新奇”和“震惊”之外别无建树，它们本质上是非艺术。

格林伯格对波普艺术和极简艺术的论断完全正确，但是，却未能阻止这种非艺术的强烈冲击。后艺术在西方的肆虐正是现代艺术走到尽头的表征，而作为非艺术的后艺术，并未开创一个比现代艺术更加伟大的新艺术时代。

格林伯格并非反对艺术追求“新奇”，但他坚持这种追求应该在审美趣味的范畴之内。格林伯格肯定现代主义立足于传统的“创新”，而反对前卫艺术追逐“震惊”效果的“新”，他推崇以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虽然波洛克的画从本质上来说是随机的、偶发的，然而，他却通过“偶发”和颜料“滴洒”的方式，在画布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而相比之下，极少主义对“新奇”的追求几乎是非理性的，近似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以杜尚和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现成品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使艺术变成了随心所欲的事物。在格林伯格看来，杜尚和沃霍尔的现成品艺术，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游戏，没有任何审美价值。而波洛克作品的“新奇”，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绘画的平面性、媒介性与纯粹性之上的。

事实上，抽象表现主义正是现代艺术走向衰落的重要征兆。从梵高、塞尚、高更以降的现代艺术，由客观外在现实（逻各斯/上帝）转向了主观内在现实（自我/潜意识）。其结果，由于自我的复杂和难以琢磨，终使现代艺术走向了毕加索、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和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罗斯科、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最后，西方抽象艺术因内在现实的难以把握和“上帝之死”的痛苦现实，而走到了尽头。反审美的后艺术正是在抽象表现主义走向末路之际产生的。因为，人类通过自我这一内在现实，寻找不到宇宙存在的终极理由和生命的意义，于是，对理性、崇高和美产生了怀疑。就此而言，反审美的后艺术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格林伯格对后艺术的反击之所以无力，正是因为现代主义本身也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支点。就此而言，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法典化的努力是不合时宜的。

格林伯格捍卫战失败的深层原因

格林伯格对后艺术的反击之所以无力，并不是因为后艺术的伟大。事实上，现代艺术和后艺术之争是兄弟之争，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孰强孰弱的问题。如果说现代艺术追求的是理性，后艺术追求的则是非理性。而这不过是人类自我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艺术的本质是寻求美，而美与真不可分割，当人类把焦点转向内在现实，就是要从自我中挖掘美与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自我是复杂的、黑暗的；从信仰角度来看，人类自我是堕落的，其中，善与恶相互交织，难以分辨。因此，理性与非理性相比，无法区分高下。正如福柯的观点，在理性与癫狂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理性往往是一种迷狂，而他人眼中的非理性则有可能是高度的理性。比如，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有神论是一种迷狂；同样，对于有神论者来说，无神论也是一种迷狂。

由于理性与非理性皆属人类自我的本质属性，所以，人本主义是现代艺术和后艺术共同的思想根基。无论是现代艺术与后艺术的对抗，还是后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反拨，其本质都是一种自我内部冲突。后艺术并不是现代艺术的敌人，现代艺术也不比后艺术高尚。对于失去信仰的堕落人类而言，只能以自我为万物的圭臬。而人类的自我，无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不可救药的旧人的属性。这正是人文主义的根本困境。从文艺复兴、启蒙理性至今，人文主义早已走到尽头。后艺术诞生的原因，是因为现代艺术在内部现实中找不到绝对、找不到终极意义，于是才转向非理性的迷狂。当任何物品都可以成为艺术，实际上宣告了艺术的终结。而艺术的终结深刻地启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人类把焦点转向非理性，真理、标准与绝对原则就更加不可能再恢复了。

格林伯格现代主义捍卫战的失败，本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失败。而后艺术不过是人文主义自我演绎的必然结果。后艺术是一种熵的状态，这种死寂如果继续，意味着人类将坠入虚无和死亡的深渊。现代艺术与后艺术之争，是没有意义的。格林伯格对现代艺术的坚守，精神可嘉，却徒劳无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向后艺术妥协，而是启示我们必须在人文主义之外另寻出路。

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界定

虽然后现代思潮源自文化艺术领域，但在全球后现代理论建设中，文化艺术领域的后现代却最为滞后。在纷纭复杂的后现代理论中，文化艺术领域的学者们，对后现代理论并没有清晰的判断和准确的界定。

后现代理论源自对人本主义的反拨，但绝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却未能挣脱人本主义的囚牢。正如福柯早期竭力颠覆人本主义，后期却肯定人本主义的价值。在福柯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游历中，完全丧失了精神灯塔。而博得里拉和德里达等思想家，更使后现代理论坠入虚无的深渊。在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充满着重重困惑和矛盾。利奥塔对后现代的定义，也是与他对现代大叙事的失望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现代性是“通过叙事学的叙事使自己合法化”，那么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后现代的“后”并非表示现代以后的一个阶段，而是表示对现代性的“重新”深刻反思。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认为，启蒙和理性提供了一份既具有进步的一面又具有倒退一面的双重遗产。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是未完成的现代，而哈贝马斯则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竭力构筑一种合法性。格林伯格对现代艺术理论的守护，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具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人本主义坍塌的大地上寻找残破的理性。

事实上，区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核心的要素是马克思·韦伯的“祛魅”与“返魅”。虽然韦伯的“返魅”并无十分清晰的指涉，但至少也具有某种宗教意义。人本主义的本质是“祛魅”，其否认宇宙神性的结果是自身的死亡；而“返魅”的意义，则是让人类放弃理性的虚妄，重归神性的怀抱。“返魅”的结果是对人本主义的真正超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性。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在大卫·格里芬等人的理论建构中成为核心。

以“祛魅”对应现代性，以“返魅”对应后现代性，是区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最正确的标准。就此而言，文化艺术领域的“后现代”本质上是一种晚期现代性，即人本主义自我演绎的结果。现代艺术以及所谓的后艺术的哲学基础，都是“祛魅”的人本主义。现代艺术是一个早期癌症病人的幻想和期望，后艺术则是晚期癌症病人彻底的绝望。就此而言，后艺术本质上不是“后现代艺术”，而是晚期现代艺术。

因此，格林伯格捍卫现代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的胜利。在离弃神圣源头之后，理性与非理性同样虚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样虚妄。虽然“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的人本主义，但其本质上同样是人本主义的残余。“后现代主义”对人本主义失望了，但没有找到超越人本主义的根本路径。“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是一种自戕式的颠覆，是杀死了自己。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后现代不同，文化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

现代是一个过渡性时代，后现代则将持续到历史的终结。如果没有现代这一概念，则后现代概念完全可以摈弃。我使用后现代概念，并非因为对这一概念有任何嗜好，而是在当今学术背景下便于剖析现代性不得已才使用。

格林伯格困境与西方文化之殇

格林伯格的困境不仅是当今人类艺术的最大困境，也是人类文化的最大困境。这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之殇的必然结局。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拆毁了西方理性的大厦，但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大卫·格里芬等人在社会领域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则尚未波及文化艺术领域。

当今文化艺术领域思想的迟钝是反常的。东西方思想界对人本主义的真正清理和超越并非缺乏，只是主流学界过于自恃。在西方，弗兰西斯·薛华等基督教思想家对人文主义的批判，远超福柯、博得里拉、德里达、哈贝马斯的后现代理论，甚至也超越马克思·韦伯和大卫·格里芬的思想高度。可惜，主流思想界却没有足够的智慧予以重视和接纳。

不彻底抛弃人文主义，重新转向神圣的信仰，转向绝对的真理和真实，人类将在虚无的深渊继续沉沦，艺术界的乱象仍将持续，死亡、垃圾、虚假的深刻和伪装的高尚仍将统治艺术界。从格林伯格现代主义捍卫战的失败中，我们应该吸取足够的教训，以超越的智慧迎接真理的光照。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