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血缘》

近日，公共领域上的“民族主义”甚嚣尘上。

事实上，无论是公共社会领域，还是当代艺术领域，民族主义俨然是一个不少人通往“美妙新世界”的出口。国际知名策展人侯瀚如在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在试图走出“后殖民”的过程中，“出于一种无奈，或者自卑感，往往会寻求一种最简便的抵抗办法，就是去诉诸所谓民族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
 

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学者章太炎于上世纪初发起国粹运动。当时，政治上的“被殖民”让知识分子深感不安，而强势的西方文明也让学界开始鄙薄本国文化，丧失对自身传承的信心。此时，章太炎以此为回应，热切期待“国光”重现。

但很快，国粹运动就被一浪接一浪的西化浪潮所淹没，但其在艺术领域上却留下重要一笔。国粹运动之中，一些坚持传统美术之道的文人画家结出丰硕艺术成果，为后世仰止，如黄宾虹以及广东的国画研究会这一艺术群体。

当代艺术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出现了大量以民族主义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为主题关怀的作品。时至上世纪90年代，张晓刚以“血缘”系列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血亲伦理问题。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素材，取自改革开放以来因实行计划生育而产生的核心家庭；其图像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普遍经历的全家福存照，源于艺术家本人对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意识。

“恰好是这种对于血亲伦理的艺术表达，使其在西方收藏界得到了广泛的青睐，同时促使艺术家本人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学者查常平指出。2008年，在法国抵制北京奥运会时，张立场明确，写信公开支持王广义、卢昊退出巴黎马约尔美术馆展览。而取消2008年6月法国展览计划的艺术家王广义，则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位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荣誉对他很重要。

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查常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年前以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为目的的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最终成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倡导者？

就此，记者采访了美术批评家、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代艺术中的民族主义？

王林：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在讨论当代艺术时，我不使用民族主义，或者民族性这些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形成于古典时代，我们已经处于现代社会，这时候去谈论它，需要为话题设定一定限度。

同时，我也不愿讨论艺术的民族主义，因为会引起一些误会。但我们可以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文化是有传统的，而文化传统总是与所处的民族、地域有关，里面总会包含很大比例的民族属性。这种不同民族、地域的各自特点则形成了多元性的差异所在，而文化多元性也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我们总不会希望世界走向一体化，因而，在艺术上谈论文化的民族主义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要呼唤文化的多元性，就会注意到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个人精神世界的个性与自由。

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必须要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在历史上、在今天，后者常常被某些政治家所利用。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代已经被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和古典时代不一样，人类走到今天已经有着不少共同的价值认同，比如人权、民主等。

我们需要仔细分辨普世性和民族性的问题，而不是用民族性来否定普世价值，这往往就是某些人利用民族主义所做的事情。因此，必须警惕民族主义被专制主义所利用。

记者：您曾提出当代艺术“中国性”的概念。

王林：是的，中国的当代艺术应该需要“中国性”的概念。让当代艺术为中国人呈现出自身现实景遇、历史上下文，并与国际平等对话。但“中国性”，不同于东方主义的中国想象或官方化的中国想象。

所谓“中国性”就是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属性。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能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主要有两股力量在推动。其一是国外策展人对中国艺术家的关注。这种关注是有价值的，但也带有“他者”眼光的选择性。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二是外国收藏家，他们发掘和支持一批中国艺术家走向国际，但他们的行为基于市场运作的原则和规律，同样具有局限性。

如今，中国当代艺术要在国际舞台上登场，要成为世界当代艺术中的一部分，应该建立自己的特点，而不能再依靠这两种力量。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东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感受世界的方式。因此在艺术上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也是对当代艺术、世界文化的贡献。

而我近日在广州扉艺廊策划的“造像：戴耘当代雕塑作品展”中，戴耘的作品包含了一定深度的中国性。因为我认为，艺术创作的个体意识非常重要，需以个人性来集结中国性，而不是用中国性来取代个人性。

这也是当代艺术中很关键的特质。一个艺术家能够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并呈现出现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很多艺术家在这方面仍在摸索和成长当中。“中国性”并不是指用艺术来表态。它是艺术家在最基本的东西，艺术语言，甚至是技法之上生长出来的结果。

记者：如何看待一些艺术家在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表态？

王林：艺术家也是人，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表态，那是他个人政治上的事情。而作为艺术上的评判，我们要从作品上进行分析。因为作品并非直接的政治表态，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当然有些人要在作品中做政治表态，那也是他个人的选择。但始终不能用他的政治立场，来直接评判他的作品。

我认为，艺术、作品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作品的艺术语言和创作方式来呈现。因此，针对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评判，不在于他的个人的政治表态是怎样的，而是在于他是如何在自己的艺术语言当中，揭示政治的问题。同时，让这些问题能够在他的作品现场给观众感受到。也正是这种“在场性”，才使艺术成为艺术，使问题成为问题。这与一般的政治表态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对于艺术而言，也有着最基本的价值观。曾经有评价者说，9·11事件是行为艺术。我觉得这极为荒唐。因为艺术作品有着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如果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违背艺术的价值观，那么就不能称之为艺术。或许，这样的言论只是在表面上借用行为艺术这个词，加以比喻。但9·11事件违背人类共同的价值立场，根本不可以将之与艺术画上等号。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哗众取宠，更是违反人道的。

记者：怎么看待艺术当中的政治因素？

王林：今天的艺术已经不是纯粹的艺术问题。它不像现代主义那样，局限在艺术自身当中去发展。它已经具有跨界性，跨越出艺术本身的界限。突破形态学概念，成为文化学意义下的内容。

当代艺术总是在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并以此作为艺术语言呈现的对象。因此，它必须面对种种的现实问题，历史的、精神的、文化的、政治的。这使艺术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但这与我们平时所指的、狭义的“权力政治”有所区别，它包含权力政治，但更为广泛、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具有泛政治性质，当代艺术尤其如此。

在此一领域艺术家应坦然地介入政治，可以超越政治文化，但不可能超脱于文化政治。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