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迁 《我七岁》

当代艺术远离了诗意和美感，以至于著名的美学家和批评家丹托公然宣称，将艺术与美分离开来，是20世纪艺术哲学的一大贡献。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诗意和美感是艺术的两个重要因素。当代艺术在极端的革新观念的驱使下，违背了艺术的本性，乃至走向了艺术的反面，一些美学家和批评家直截了当地将这些缺乏诗意和美感的当代艺术称之为“非艺术”、“反艺术”、“后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也赶上了这波国际潮流，甚至推波助澜，将波谱、艳俗推向了高潮。在这波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当代艺术潮流中，艺术只剩下感官刺激或观念游戏，诗意和美感成为艺术家回避、调侃乃至批判的对象。然而，乔迁是个例外。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界中少数坚持追求诗意和美感的雕塑家之一。乔迁的例外不仅没有让他过时，相反，在我看来，他比大多数追赶潮流的当代艺术家显得更当代。

与大多数当代艺术家强调积极介入社会现实不同，乔迁热衷于具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追忆，力图通过追忆来重构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乔迁出生在古代文化高度发达的徐州，尽管他的幼年是在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的文革中度过的，但保存在人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中的活的文化传统，对他的审美趣味的形成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徐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地区，即使是它的民间文化仍然保持着相对高雅的格调。这与某些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的地区不同，那里的民间文化的格调相对比较低俗。尽管在今天这个后现代时代，雅与俗之间在价值上的区别业已枚平，但是二者之间在风格上的区别依然毋庸忽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代艺术家竟相往下出溜的时候，乔迁还能坚持诗意与美感的原因了。换句话说，是渗透在乔迁生命之中的文化基因，导致他无法彻底波谱化、艳俗化。

但是，乔迁的艺术并不是消极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也不是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它们讲述的是艺术家自己的生命记忆和文化记忆，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个体性。为了避免无病呻吟，乔迁引入了真实的个人体验；为了拒斥宏大叙事，乔迁引入了本地的民俗文化。但乔迁并没有采取犬儒主义的态度来恶搞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这是乔迁与流行的波谱和艳俗非常不同的地方。乔迁没有走向极端，而是谨慎地将自己的作品维持在诗意和美感的范围之内。

《我七岁》是乔迁根据自己七岁时的一张照片创作的作品。艺术家的童年在他成年时的追忆中获得了另一种展现，一种普鲁斯特在他的巨作《追忆逝水年华》中力图展示的东西。张蛋蛋和李花花两个人物形象，是乔迁展示自己的生命追忆和文化追忆的两个角色。这两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只是业已逝去的“过去”的象征，而不是现实中的人物的模仿。乔迁让这两个高度抽象的人物形象，去演绎人与人之间充满诗意的温情。乔迁作品中美，并不是体现在人物形象的美丽上，而是体现在他们所演绎的情感上，体现在他们所营造的氛围中，体现在他们所引发的遐想里。

乔迁是一个沉浸在自己诗意的追忆之中的艺术家，他对生命和文化中正在逝去的东西异常敏感，从而让他的作品在总体上带有怀旧的浪漫主义风格。但是，他的作品的批判性，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剑拔弩张甚至歇斯底里的作品。乔迁在用小的温情抗拒大的无情，用内敛的宁静抗拒放纵的喧嚣，用诗意的追忆抵消赤裸的欲望。也许乔迁的作品发出的声音是微小的，但正因为微小，引起人们倾听的欲望才会如此强烈。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乔迁熟谙艺术风格总是成对出现的原理，他通过让自己与流行的当代艺术对立而成为当代的，让巨量而喧嚣的当代艺术成为他的纤小而宁静的当代性的衬托。

2008年10月23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