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建翌:我是一个特别不重要的业余的人 2012-09-27 11:19:19 来源:《外滩画报》 点击:
民生现代美术馆近期的展览《无知:1985-2008耿建翌做作》起源于一个乌龙。因为耿建翌去年生了场大病,连他自己都觉得可能过不去。“生病之前,就想做个展览,生病之后,学校介入了,说能不能挺过来不知道呢,不如做个纪念展吧。

耿建翌作品

耿建翌作品

民生现代美术馆近期的展览《无知:1985-2008耿建翌做作》起源于一个乌龙。因为耿建翌去年生了场大病,连他自己都觉得可能过不去。“生病之前,就想做个展览,生病之后,学校介入了,说能不能挺过来不知道呢,不如做个纪念展吧。结果运气比较好,又活了。”给展览取“无知”这个名字,他说是因为对于自己要达到什么状态还不清楚,有时候觉得挺近的,有时候又摸不着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解放。”

展览开幕前一天,展厅尚未布置完毕,装置作品《没用了》还是一堆套着塑料罩子的废弃物。耿建翌就坐在一边,穿个大汗衫和工作人员聊天。2004 年在比翼艺术中心的一次展览,也是快开展了,他的展位还是空空荡荡,于是他打电话给上海的朋友和相识,请他们赠送自家没用的东西,再把它们安置好,《没用了》就完成了。

达到这种放松得有点儿戏的状态,耿建翌其实花了不少时间和力气。他说这些年才算放松了点,他们这代人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出来的,“挺要的”。尤其他还有一位担任指导员的军人父亲。“那时候大家都想长大一定要当雷锋这样的英雄,美术界也有英雄,比如米开朗基罗。我想我既然学这行,就得要有点出息,所以特拘谨,总想怎么才对。后来做着做着慢慢才解放了,还在不断解放。”

这次回顾展展出的作品有一百多件,占据了民生现代美术馆两层空间,乍看之下形式众多,早期是油画,后来转向图片和影像,最近的作品又以装置居多。耿建翌自己也说他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在做的事情受到干扰,感觉容易没了,再想回去就很难。但仔细看来,还是能发现在他 1985-2008 年的创作过程中,对“档案”的持续关注。这种兴趣最初产生于 1988 年的艺术界的“黄山会议”。“黄山会议”是 1989 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前奏,其议程之一是选择参加艺术展的艺术家和作品。那时候耿建翌正好制作了一份类似个人简历的表格,本来准备发给普通人的,碰到机会,便把它们寄给了“黄山会议”的参与者们。收到表格的大部分人以为是艺术展的组委会发出的,纷纷填写完毕寄了回来,只有吴山专、费大为等人觉得有问题。费大为干脆反过来玩了一把,一寸照倒着贴,病史一栏里写“15 年前曾患有‘现代前卫艺术综合征’”。这些表格后来在“黄山会议”上展出了,耿建翌给每个填写表格的人颁发了证书。整个作品被命名为《表格和证书》。

之后耿建翌开始忙别的,“但档案就像种子一样,一直还在”。间隔很久之后,1993 年的《婚姻法》和 1994 年的《计划生育条例》,无论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可以看作《表格和证书》的延续。他将《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条例》做成测试卷,找不同的人来填空。再之后,有了更进一步、更具档案性的《确有此人》、《这个人》和《工作笔记》。《确有此人》是一个人从小呆过的学校和单位开具的就读和在职证明;《这个人》是耿建翌拿着朋友的照片找了 5 个人算命算出的成果,5 张相命图各不相同;《工作笔记》则是特意安排人记录下目标对象各个时间的言行,写在上世纪 90 年代最常见的工作笔记本上。

我们可以把耿建翌的档案情结看作他所在的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不过如果从他自明的创作意图出发,这些作品也许更可以看作他解决艺术和观众之间“距离”问题的方式,而且经过多年的探索,“档案” 也许是他目前找到的较好的方式。早在专注架上油画的时候,耿建翌就意识到了“距离”问题,他试图通过抹掉透视关系来消灭距离,发现不行,他又开始画大画,“2 米的一张大画,看到的时候就在你面前了”,但还是有距离。在做装置《自来水厂》的时候,他发现如果一件作品必须利用观看者来完成,也许能产生共鸣。“让观看的人和我具备一样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比如我花了 3 年在作品里,这里面攒下的经验别人不可能有,那么怎样可以表现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就是把具体内容变成他自己,让观众完成另一半。”而需要另一方填写的“档案”,最能做到这一点。虽然距离耿建翌最后一个具有档案形式的作品也已有十几年,如今他还是觉得这种形式尚有东西可挖,“那时候条件不好,不然可以展来开做的,现在接不上了”。类似的作品很容易遇到“技术含量太低,谁都能做”的质疑,实际上技术恰恰是耿建翌玩过就抛弃的东西。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读书时,他曾逐个学习西方名家的技法,“一周踢掉一个”。但是画毕业作品《灯光下的两个人》时,四年的基本功训练他几乎就没有用。

如今耿建翌的名声不算太响,他也自我调侃说“我是一个特别不重要的业余的人,给评论家找麻烦的人”。其实他是“85 美术新潮”的中坚力量,1987 年创作的油画《第二状态》是那次运动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中 4 个夸张的笑脸被很多人解读为对当时相对压抑的社会气氛与艺术标准的暴力反馈,也有人认为如果它再晚出现几年,再好好经营一个系列,也许能像张晓刚和刘野的“面孔”那样成为畅销的符号。然而耿建翌撇清了人们安插在《第二状态》上的意义和他创作意图的关系,也否认自己是为了对抗商业化而故意不去经营自己的作品。“我那时候要是知道有那么大诱惑,才不这样呢。可惜有点儿背。在我玩得开心的时候不太有人注意,10 年之后有人说这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劲儿一过去就隔阂了。”耿建翌早年在画室里废掉的东西比今天展出的多得多,到现在他也不注意整理,他开玩笑说:“我要知道它今天的市场,我就都留着。”

这次在民生美术馆的展览是耿建翌在国内第一次办回顾展,他把能找到、借到的作品都拿出来了。问他:“那么这算你对自己艺术生涯的第一次梳理吧?”他回答:“那都是美术馆整理的,作品阐述也都是他们写的。”回顾展最终办起来,其实也是个乌龙。因为耿建翌去年生了场大病,连他自己都觉得可能过不去。“生病之前,就想做个展览,生病之后,学校介入了,说能不能挺过来不知道呢,不如做个纪念展吧。结果运气比较好,又活了,本来去年 12 月就该给我开追悼会了,所以正常来看这应该是个纪念展。”给展览取“无知”这个名字,他说是因为对于自己要达到什么状态还不清楚,有时候觉得挺近的,有时候又摸不着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解放。”

 


【编辑: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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