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教育视角中的画家普文治
一、励志成人者：成就于苦难但不屈的奋斗人生
云南三江并流，还有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泸沽湖、杞麓湖、异龙湖、星云湖、阳宗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孕育了高原独特的湖泊文明，形成了与海洋文明、江河文明不同的文明样态。在这样的文明环境中，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了具有乐天自守、知足恬淡的文化心理和天资聪慧、勤奋灵巧的高原人群。
在云南省彰显历史文化名城内涵、打造文化大省名片的过程中，各地纷纷回溯历史、盘点名人，让世人看到了湖泊文明的灿烂和人才的阵容，普文治就在这样的阵容群体当中。在长长的名单中，应该迅速补上一个名字——普文治。长期偏居江川县城又遭受过太多的运动冲击的他，不是那种大红大紫或者风靡一时的名人，但是，他的艺术成就，他与云南艺术教育紧密相连的生命轨迹，他在底层生活的状态中播撒的艺术种子，绝对应该进入云南历史文化的人物篇。
普文治，1921年生，1988年因车祸溘然辞世，享年68岁。以长寿的中国国画家群体看，他称得上是可惜可叹的英年早逝。他自己有一句对仗工整的题联：两海相交鱼不往，孤山独座虎难行。这是对他所生活的山水环境的一种客观描述，“两海”就是一山之隔、一河相连的抚仙湖与星云湖，把大面积水域的高原湖泊叫做“海”的云南当地人称之为“江川海”。“孤山”，指抚仙湖216平方公里浩淼烟波当中的一个湖中小岛。历来诗人借景生情，取景寓意，这两句诗其实是普文治先生的人生写照：一条断水阻隔的龙，一只孤山困住的虎。
普文治先生的人生蹭蹬，绝不仅仅是他的生命因车祸的戛然而止这一次突然的不幸，而是布满了他的整个人生过程。他用顽强的成长和精美的成果，向世人昭示一个创造了艺术奇葩的艺术家的励志人生。对于一个以艺术人才培养为己任的教育者来说，笔者从普文治先生充满了苦难与挫折的艺术人生中，所看到的能点燃许许多多有追求的人的，不仅仅是一个造诣上达、功力深厚的画家的色彩笔墨、意趣构图，更是他人生阅历中显现出来的那种沉默的坚守、淡定的气度、内敛的自信和圆融的恢宏。
普文治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川县，成长在抚仙湖、星云湖、阳宗海星罗棋布、水系河汊纵横的一片青山秀水之间。自然浸染固然重要，人文影响更加重要，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发蒙早，诵诗文，自幼喜爱书画，性喜观察自然，肯于勤学苦练。人文启蒙，让他聪慧的心灵能够敏感于山水的秀美与诗意，能够读懂沉默的山、波动的水、氤氲的云、娇艳的花、灵性的鸟，组合成一个和谐内心的美妙世界。这在后来的绘画里，可以看到普文治先生的独具慧眼与独具诗心。
二、学习成才者：云南也是中国美术教育发展期的琢玉
根据云南省档案馆现存的云南教育历史资料记载和证实，最早在1907年前后，取法西方、学习日本的云南近代教育末期已经或多或少在公立学校设立的艺术通识教育，如当时的云南高等学堂改办为两级师范学堂，图画和乐歌、手工等作为必修课程设立。1906年到1930年间，云南职业教育大发展，如云南针对男子的“半日堂”和针对女子的“敬节堂”，后改为省会艺徒学校，女学裁缝、织布、刺绣、巾帽和编物等，男学园艺、印刷之类，出现了最早的现在属于工艺美术或应用艺术大类的职业艺术教育；宣统元年（1909年），云南出现了第一所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学校——由云南两级师范学堂简易师范的教师周维桢创办的“女子风琴传习所”，在他于1908年创办的“同化女学堂”名下同时设立，属于私人办学。①
真正的公办艺术教育学校，是时任云南教育司司长的董泽（留日、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陶鸿焘（留美）与大力普及绘画教育的金碧美术馆馆长李廷英（留日）合议于1924年2月开办的云南省美术学校。容200人的校舍，依附高师，1926年独立办学。成立之初宣示的宗旨是：“教授美术工艺上必须之技能，养成艺术人才，以供中小学转科教员及硬社会要求为主旨。”②是师范教育，只是小学、中学艺术教员培养的定位略有调整。1927年稍有改变，提出“以养成艺术人才，发展社会文明为主旨。”③1929年6月还招收过学制三年的绘画、音乐、工艺专修班，是一种艺术通才培养的方式，培养艺术教育人才。前后四任校长，1930年2月停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1935年到南京汇报云南教育发展情况，感受到艺术教育的重要，回滇后积极筹备，于1936年报省政府批准成立昆华艺术师范，设立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科，针对云南奇缺的艺术人才展开培养计划，有了一个多艺术学科的专门化学校，较之10年前的云南省立美术学校，有了更规范的办学意识，有了更强的师资队伍。
资料介绍中1938年毕业于这所学校的普文治先生，实际上赶上了云南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昆华艺术师范学校，少年普文治废寝忘食，勤学苦练，为表达天资禀赋的慧心，苦练手眼一致、形意相宜的硬功。
从昆华师范学校毕业后，恰逢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流亡的国立艺专前来昆明。据资料载，国立艺专是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在一路向西流亡途中合并于湘西沅陵，两校教师合力，加上不断延聘的专才大师，国立艺专到达昆明之后，可以说是人才集一时之盛。当时的国立艺专，两校合并后设有五个科：国画、书画（一说有西画、国画，合并后调整科目合为绘画）、图案、雕塑、音乐。著名教授有林风眠、潘天寿、刘开渠、李超士、李可染、李剑晨、王临已、吕霞光、张振铎、李剑晨、蒋仁、吴大羽、吴茀之、关良、常书鸿、方千民、庞薰鯣、李有行、陈芝秀、王曼硕等。滕固任校长期间在延聘师资方面为学生提供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教师队伍，曾努力请梁思成到艺专做教务长，未果，转请傅雷任教务长。与此同时聘请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学者如潘光旦、冯友兰等到校授课，艺专的学生在颠沛流离与敌机轰炸的生活状态里、在物质条件窘迫万分的饥寒交迫中，有了这样的教师阵容扶持与文化人格浸染，真是“不扶而直”。
此外，中西合璧的学风，雅俗相通的气脉，成为艺专办学的另外一个特点。自由学风、独立精神尤为突出。特别是潘天寿任校长期间，对中国画尤为重视。可以说，理直气壮地讲传统绘画，真知灼见地说国粹精髓，是潘天寿先生修编《中国绘画史》强调和确立中国传统美术在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中地位的壮举。实际上，无论是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的影响，还是对学生文化人格的浸染，国立艺专在云南的办学（昆明、呈贡安村和晋宁），是十分重要的。
普文治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国立艺专的办学思想、艺术氛围和美学倡导，对他的审美取向、艺术追求乃至人生态度，都具有铸定性的影响。他后来的山水画中那种人文情结，那种古意幽情，那种纯然无染的境界，那种诗意画境，是与早年的诗文熏陶、受艺术教育后的思想锻造与人格养成紧密联系的。画为龙，诗点睛，书披甲，印定神。中国画的诗意画境、书彩印神，聚合的艺术创造基本功显现，普文治先生都柔钢绕指了。幼年的家学根底、诵读诗书，种下了最初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也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定性。他对潘天寿先生的膺服，与早年古诗文奠定的文化意识与美学情调有关。如果说，昆华艺术师范很大程度上让普文治解决了绘画技巧技能的基本功问题，那么，在国立艺专，他主要就是深研精进、淬火成钢了。毕业后游历名山大川，使他在“师法自然”当中校对验证了学校知识，这为他后来厚积薄发的创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从2001年出版的那本画册看，早年的学习经验酿成文化心态，弥散在他的画家审美内容与个人表达方式中。
必须强调，在云南本土的艺术教育发展与流亡学校的艺术、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像普文治这样的人才，像是万千痛苦磨砺中结成的晶莹珍珠，又像是千雕万琢成为宝贝的玲珑玉器。若是没有动荡岁月，没有无知生活、粗暴历史对文化艺术的嘲弄、玷污与毁灭，他本应该在云南艺术教育的平台上熠熠生辉的，而不至于被埋没多年。
三、身教成师者：艺术教育的民间耕耘
普文治生不逢时，没有赶上祖国强盛的时代，据说他本来有到潘天寿领衔的艺术院校任教的机会，也被政治运动粗暴地割断了机缘。在笔者听说他的事情，与同事谈论并颇多感慨的时候，云南艺术学院副院长、版画家郭浩轻轻说了一句：“我们小时候对艺术的向往就是从跟着普文治学画开始的。”
这句话让笔者突然想到要了解这位命途多舛的艺术家在落魄的日子里是如何生存的。随着资料的查找，笔者发现了一种新的思考与观察的角度，那就是普文治先生在被剥夺了展示艺术才华的大平台后，在家乡的小县城里平静生活中所作的“艺术教育的民间耕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体现了文人山水当中的那种自洁、自爱、自珍、自守、自在的文人情怀。绘画时寄情山水，托志诗文；面对人生苦难与社会现实时，就是人格志趣的实践了。像个归隐名士，普文治先生开个字画店，写对联，印字画，刻印石，生活找补之余，单位私人相托，他有求必应，不厌其烦。
业余生活教孩子学画，偶尔有机会到学校代课，都是普文治传播美、宣传美的机会。郭浩实际上在考入云南艺术学院之前就已经小有画名，因其绘画能力在玉溪市花灯团担任舞台美术工作；还有一位叫李水生的画家，也曾经是普文治的学生，已经在画廊有不错记录了，仍不忘提及老师普文治。还有被称为画坛奇人的吴败，他称自己自幼跟随哥哥从著名山水、花鸟画家普文治学画，颇得真传，那就是吴氏兄弟；还有书画家王宝发、玉溪文化局的龚存德，也有文章提起普文治的民间教学。有一个“70后”网友在人才网上宣称：“专业中国画家，书画教师，4岁学习书画，在玉溪有十年书画教学经验，本人书画作品自成一家，云南著名画家普文治的学生”云云。
最感人的是，一个叫普留生的网友，记述了自己前前后后三次与普文治先生接触的四件往事：一次是普文治到普留生所在的中学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事，二是“代写毕业留念笔记簿留言”的事，三是画“学习雷锋连环画”的事，四是“保存印花枕套结婚志喜”的事。
普文治原来是江川中学的学生，普留生第一次见到普文治先生的时候是1963年。当时的普文治正在43岁盛年，但是，原来曾经任教于江川中学的他已经被迫离开了学校。普留生看见他出现在学校，是因为学校需要书写毛泽东同志给抗大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因为没有人写得出像样的书法字体，只好将被扫地出门的普文治请了回来。普文治先生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写完，将牌子立正安妥，还不忘对围观的学生训导一番，讲述八个大字的精髓，讲述美术字体的常识，等等。完全没有一个背时倒运者的怨天恨世和失魂落魄，倒是显得对训导学生、精神引领、艺术熏陶的机会有点依恋。八个字，一星期，走的时候手提帆布包决然离去的“矫健步伐”，留给包括普留生在内的围观学生的是不舍。
一年后，普留生初中毕业。为了用艺术字体写下珍重的毕业赠言，抱着一摞笔记本去找普文治先生。普文治先生不但一丝不苟地帮一个一面之交的少年写完笔记本，还怕年轻人等时间长了，就拿自己画的《学习雷锋》连环画给普留生看，让年轻人一步步知道艺术的天地广大，服务社会领域的多面，美化人生的多用。
五年之后，已经成为小学附设初中班教师的普留生，因为要完成生产队交给的做一面“农业学大寨”的流动红旗的任务，去县城裁缝印花社买布的时候，意外见到了正在社里工作台上忙着设计图案的普文治先生。请普文治先生帮忙，自然还是分文不取，一丝不苟。完成流动红旗的制作任务后，普留生看到了普文治先生在印染布上的作品：“这些作品多为花鸟草虫，均用油彩印染而成，色彩鲜艳，格调高雅。有艳丽烂漫的芍药牡丹，有具君子之风的秋菊春兰，有喜鹊红梅报春图，有松鹤延年图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其中有两件更令我陶醉。一件是黄鹂啼春：两只小黄莺微张双翅站在桃花灿烂的枝桠上得意鸣叫，其中一只张开乌黑的小喙，鲜红尖细的小舌片露了出来，神形毕具，充分表达了春光明媚万物生机勃发的深刻意境。另一件是蜻蜓点荷：碧绿肥大的荷叶上留下几滴晶亮硕大的水珠，娇嫩艳丽的数朵荷花加上一朵含苞欲放的花蕾被细长的花梗顶住，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一只瘦削的红尾黑腹蓝翼蜻蜓伸长纤细的足静立在那蕾的尖顶上，妙不可言，俨然‘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站上头’。两件作品深深打动了我的心，爱不释手。我当时就买下了这对枕套，直到1972年结婚时才拿出来使用。”④
在最底层的生活中，普文治先生保持着一个文人艺术家的人格尊严与文化涵养。
在最粗陋的生活中，普文治先生保持着一个文人艺术家的审美意趣与艺术精致。
在假丑恶得横行、真善美受凌辱的情况下，普文治先生选择忍辱负重、抱璞守望。没有放过哪怕一点点机会去解释美、去诱导能够感知美的心灵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
如果艺术教育的真谛就是培养“美”的心灵、训练对“美”认同、敏感、能分析、会欣赏、善于创造的身手的话，那么，即使离开讲坛，普文治在民间生活中不放弃每一点滴机会做“美”的宣传，做到了“不坠其志”的坚定、坚韧和坚守。
从生活得到很少，回馈社会很多。普文治先生是一个平凡但是伟大的奉献者。在晚年迸发强力的生命意志所创作的山水画、花鸟画、书法和金石印刻，给社会留下了他心中的“美”。在2011年10月14日于中国国画院举办的座谈会上，有两个江川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将军动情回忆老师，其中一个声音哽咽地说，他和老伴学生时代见证了普文治先生的人格人品。老师的人品就是真善美，当时身处困境的普文治先生在学生们、乡亲们心里居于崇高的位置。
用普文治先生的学生龚存德的回忆文字来结束这篇文章也许更有说服力：“普先生乘鹤西去已经十多年了，但他的一本书画作品集，却一直呈现在我的案头，那秀美的山水、花鸟、篆刻背后，总是隐现着先生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容。普先生是我小学和初中时的老师，他教我们自然、地理、音乐和美术。先生的多才多艺和和蔼可亲，令他所有的学生由衷地敬佩。那时我们还在懵懂年龄，还不能深层次认识到天天站在讲台上面对我们的竟然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书画大家。毕业之后，我曾在不同层次的书画展览馆里多次看过他的书画作品，也听过不少人对先生的称道。2001年冬，我在云南省博物馆他的书画作品展中，读到了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如获至宝得到了一本装帧和作品都十分精美的《普文治书画作品集》（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多年来，我反复阅读，再三品味，至今仍不释手。”⑤
艺术教育，不仅仅在博物馆、美术馆、绘画教室，可以在任何能够启迪人的心智向“美”开放的时间和空间。成师，言传重要，身教亦然。“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普文治先生的一生这样告诉我们。
注释：
①②③红帆.云南近现代艺术教育探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26—29，170.
④普留生.普文治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玉溪网.
⑤龚存德.闲话三题[J].星云.2006年41、42合刊.
【编辑：刘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