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美术馆功能转型、变革其能量释放的方式的要求已摆在前台。虽然，“要求”之初不是自发于校园而是社会，近些年风起云涌的民间美术馆建设浪潮，视其动机各异且呈此起彼伏状，“热闹”的折腾，还是促成了整个社会追求文化内涵建设性的思考。尤其当国家发展规则也将“文化传播”列为促进项目，此类“要求”就转变为一种寻求改变“陈列馆”性质多年的各地各大学美术馆的趋势。

显然，实现美术馆功能转型的要求和改变积弊已久的陈列馆思维模式的愿望，远远不是增加经费投入，扩大展览空间，配套先进设备来得那么容易。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的专业制度引入。这类专业制度建立在能够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懂得观众文化消费期待、可以整合大学文化资源输出公共文化理念、引导社会视觉关系发展基础上的制度。当然，我们可以不那么理想主义地定性制度，也可以放慢脚步调试现有的制度建设的基础，大学美术馆应该如同“文化永动机”般的公众期待，却已成不争的现实。

文化生成本来就是一个社会过程。过程里的人们期待文化应如“永动机”般荡漾陈腐激活想象，一方面反映出对循规蹈矩文化的不满；一方面也反映出对诸如文化生产与生产文化的大学机构的社会期待。因此，大学美术馆除了作为大学教学科研实践的持续演进平台外，它还应该形成主动地关注和梳理其内在的社会文化政治关系，应该承担起涉及视觉艺术（图像）和视觉文化（信息）各种形态的社会权力分配以及可能的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作用。美术馆由于经久地从属于大学教辅地位，在大学专业发展的序列里充当配角，这种配置性思维惯性不仅妨碍了大学资源的有效整合，限制了它在文化的跨域融通中，不能深度介入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形成不了有效传播的美术馆文化，更遑论在整个文化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合作链条中起作用。

因此，大学美术馆文化传播与输出的功能要想有足够强大，行之有效的专业化制度建设当为首要。将美术馆自身文化建设到足以成为社会风尚、成为引领新生活方式的文化阵地，其馆内人事责任制也应建立在专业内与专业和专业合成的有效性上。也就是说，面对当前文化事业发展需求，应实施制度创新之策。那允许志同道合者、智识专见一致者相向组合，而非行政人事关系之组合。促使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方法，转变为鼓励文化创新的制度。且允许民间有识之士和私募基金参与到美术馆资源配置中来，活跃美术馆与社会交汇的接触面，形成持续有效社会文化认同的基础。假如美术馆的人事责任制度不包含专家们可以从中创造出关于其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的他们自己意义上的资源的话，美术馆的效能就会自毁过半。

由于美术馆的功能始终会处在一种生产文化与文化生产的冲突中，它总是关涉着视觉艺术（图像）与视觉文化（信息）的众多不同渠道的知识建构，美术馆的文化生产功能只有从被动从属地位转变为创造文化资源的主动性上来，才能在形成过程中充分阐明美术馆文化的意义，它才能有充分理由与大学内的教务处、图书馆合置并一地成为新的视觉文化的生产者。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