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启甲

孙伯渊

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种十亩苍松何如种德，修万间广厦莫若修身。”这是一代藏书大家瞿启甲于1937年正月所书的一副对联，反映了他的道德人品和修身境界。

瞿启甲(1873~1939)，江苏常熟人，字良士，别号铁琴道人。他是清代著名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瞿氏家族就开始收藏古籍善本，历经五代人的筚路蓝缕、锲而不舍，至清末，这座位于常熟古里的瞿氏铁琴铜剑楼，已与山东聊城的杨氏海源阁、浙江钱塘丁氏的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氏的皕宋楼，合称为清代后期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瞿启甲是位学者型的藏书家，他对家藏之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刊刻了24卷本的《铁琴铜剑楼书目录》，其中宋刻173种，金刻4种，元刻184种，明刻275种，抄本490种，校本61种，其他7种。而且这些藏本均品相精良，保存完好，有“南瞿北杨”之称。

瞿氏铁琴铜剑楼拥有如此丰富、珍稀的藏本，自然处在社会的风口浪尖，而瞿启甲肩上的保护使命，更是任重道远而危困难测。光绪33年(1907)陆氏皕宋楼的一大批藏书被日人所购。于是，别有用心的岛田翰在其后所撰写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无中生有地造谣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亦要求售。这立即引起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关注，为了不使中华珍本善籍再流入东瀛，他和张之洞欲征集瞿氏藏书，供京师图书馆庋藏。后经友人叶昌炽从中斡旋，瞿氏在进呈了13种元明清刊本、37种抄平后，才平息了此场风波。其后，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瞿启甲为了家藏之安全，“拟租屋沪上，运书藏储。”于是在1924年冬，冒着风险将常熟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转运上海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476弄11号内收藏。

抗战开始后，日军对古城常熟狂轰滥炸，瞿氏老宅大部分被毁。1938年11月12日，上海又被日军占领。此时已66岁的瞿启甲是心急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抄本、校本等怀有捆载之心，而今这批家藏犹如虎口边的肉食，危在旦夕。瞿启甲感到作为铁琴铜剑楼的传人，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宝保护好，这也是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赶紧秘密地将爱文义路的藏书再次转移至租界内的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级古籍的安然无恙。随后，瞿启甲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并自书《正气歌》于客堂中。武汉失守后，他痛哭流涕，终于忧愤成疾，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

石湖草堂的碑帖

“石湖草堂”以收藏高古珍稀的碑帖驰名藏界，称誉海内外。其主人就是出身于姑苏拓裱刻碑世家的孙伯渊(1896~1984)。其父在苏州护龙街(现人民路)开有“集宝斋”商号，由于技艺精良、为人友善而在古城文物界颇有名气。孙伯渊对家传技艺亦很喜好，在读书之余也奏刀刻碑、上浆装裱。在他13岁时，父亲病逝，他毅然辍学而担当起家业的重担。由于其有着大量的实践操作经验，且平时有志于钻研历代碑帖的传承考订与鉴定甄别，再加上他不耻下问、虚心好学，得到了当时苏州大收藏家、书画名家的指教，如“过云楼”的顾麟士、“粟庐”的俞宗海、“阙园”的李根源、“大风堂”的张善孖及学者谢玉岑等都对这勤奋好学的后生颇为青睐。经过十多年的历练，孙伯渊以鉴定收藏碑帖及金石书画而崛起于名家林立的文物界，并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石湖草堂”。

1937年8月13日(史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整个江浙地区陷于危巢之中。身在苏州的孙伯渊深为他所收藏的历代碑帖所担忧，敌寇无情，炮火肆虐，这些文物可是民族的遗珍。而此时，上海“孤岛”内的友人徐森玉、刘海粟也希望他能到租界内来避难。于是，他冒着危险来到上海，在友人吴湖帆等的帮助下，在法租界终于找到了一处较为安全的房屋。然后再潜回苏州，将家藏的碑帖等文物伪装成杂货，分批分期通过水陆两路将几千件藏品运到上海。其后，他也定居于沪上，与所藏碑帖朝夕相守。当时与“石湖草堂”仅一马路之隔的是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与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孙伯渊时常邀请吴湖帆、冯超然及庞莱臣、张葱玉、王季迁、谢稚柳、刘海粟、徐邦达等一起切磋交流，共商保护抢救文物之事。

在“孤岛”期间，有一次孙伯渊悉知有一藏家要出让宋拓孤本《淳化阁帖》42页，他赶去观看，果然是难得一见的国宝级绝品，全帖蝴蝶装裱工，六层“澄心堂纸”，泛出珍贵的银绽纹，布满粉霜，此霜需经千年而滋生，是为“仙迹”。但索价惊人，黄金数十两。在这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日子里，出如此巨资购买是要郑重考虑的。但为了抢救国宝，呵护遗珍，他决然倾其所有将其收藏。在孙伯渊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国宝级的孤品，即是“北宋罗汉会斋牒”。日本人对此早就垂涎，于是派人先是威胁逼迫他交出，遭拒后，日本人又以巨额重金利诱其出让，孙伯渊依然不为所动。其浩然之民族正气，为藏界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