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国画或者说水墨画领域一直存在争议不断的学术问题。这一领域往往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繁盛的历史时期，成为传统主义者与革新派人士争论的焦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体现为进口文化向水墨画所代表的本土文化发起的挑战。建国后，焦点集中在传统媒材的新主题表现和服务对象的改变上。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画”“水墨画”等定义之争。现在，更多的人关注水墨在“当代”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价值观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代表——水墨画，应该怎么说和怎么做？它作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何价值？或应该做怎样的调整才能被纳入全球范畴下的艺术体系架构中？

近年，美术界对“现代性”的研究和考察尤为深入。理论家们不断地思考，是否在美术界，也会像国家、社会或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样。是否在不同的地域和历史条件下，出现与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的现代性表征。这一思考，近年被表述为美术的“当代性”。“当代艺术”“当代水墨”等词汇频繁出现，理论家们同时在思考究竟什么是“当代性”？即如何在创作中，既不放弃优秀的传统文脉，又能在当下获得本土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并重新获得新的文化位置。这是当代的艺术理论界不可回避的最大问题，因为水墨画作为中国最传统、最典型、最具特色的艺术类型之一，在当代必然要发生变化。

“水墨画”一词最初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实验水墨”的面貌和概念出现的。实际上，今天习惯使用的“水墨画”一词，晚于“实验水墨”。“实验水墨”源于85新潮时期的先锋美术风潮。既不同于自古流传的文人“传统水墨”，也不同于徐悲鸿、李可染等为代表的现代转型期出现的中国近现代“写实水墨”。正是因为它既强调了这是一种先锋实验，属于先锋艺术的范畴，同时又说明了自己所使用媒材的本土性源头，这种强烈的暗示，终于促使“传统水墨”“写实水墨”和“实验水墨”各自为政又互相衬托。

现代中国水墨艺术转型的变化过程一方面要将水墨导入现代性因素，使水墨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艺术表征；另一方面又要突出水墨的中国文化身份形象，使水墨在具有现代特征的同时，面对世界当代艺术获得身份的确认。实验水墨才逐渐过渡到现代水墨或近年被称为“当代水墨”的阶段。

从比较成功的创作结果来看，艺术家们已经找到各自不同方法论来平衡上文所提到的两种诉求。徐冰的新英文书法将中国和西方的文字做了相互的拆分和翻译；李华生将传统书画中的精髓——“笔墨”的部分抽离出来，将之作古今语言的转换；梁诠抛弃了笔墨，放弃用笔，等于就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入画标准和依存于笔墨之上的审美趣味，但是改用茶水等材料渲染拼贴，又使画面保留了原有的文人性审美结果。

薛永年曾说：“作为一种过程而存在的新水墨画，必然是在模仿中创造，在破坏中建构，在认同洋人中发现自我，在克服盲动性上走向成熟，因此它也在不断分化，或成为其他现代中国水墨画形态中的新鲜血液，或在中西融会贯通中自创一派，或者仍在新水墨画中去探索。”

阎安 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史博士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