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志来了》 1953年

请问，此次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150幅石鲁先生的作品是基于什么想法？这些作品又是按照什么样的参照来分门别类的？

石丹：三十年前，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我是不甘心的，我的事还没做完……”的遗言。三十年后，我们把他留下的作品捐赠给中国文化与艺术的顶级殿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永远地保存、典藏、展示和传播，这是对他的遗憾的最大补偿。石鲁一生将自己的艺术创造贡献给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广泛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师之一。而文化艺术事业不仅是艺术家本人一生的辛勤创作，艺术精品与珍贵史料的国家收藏、展示、研究是同样重要的延续。

在整理这批捐赠艺术作品时，我们大致按照时间和重要作品为序，分为了5个大的板块。其中，第一个板块，是石鲁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主要是反映那一时代社会变革题材的写实人物画，捐赠的主要作品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侦查》、水墨画《击鼓夜战》，以及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青海藏区、埃及、印度等地写生的作品。第二个板块，是围绕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代表意义的两幅经典作品——《转战陕北》和《延河饮马》展开的，我们整理了与这两幅经典作品相关的一系列内容精彩丰富的珍贵写生稿、创作草图并列入捐赠。

《长城内外》 1954年

石鲁艺术作品的顶峰主要产生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是“思想愈新，艺术愈美”的拥抱黄土高原时期；上世纪70年代则为即历史悲剧感的精神折射时期，这两个时期可简称为喜剧时期和悲剧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他对时代生活感受的深刻结果，都是主体对艺术内涵的逼近。他的灵魂，他的人品完全铭刻在他的艺术作品中。所以，第三个板块，是围绕石鲁上世纪60年代的创作，即长安画派进京展和长安画派的确立展开的，这个时期，是石鲁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艺术观念发生了突变，不断否定自己，对传统进行借鉴、探索和革新，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相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取得了突破和成功后，他的作品里再也看不到“情节性”了，而是代之以神采、气质、韵味、诗魂和书骨，标志着他在中国画创新上的成熟。他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的审美追求：意、理、法、趣，着力于形象的情思浩荡，神采飞扬，以《南泥湾途中》（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等一批新山水画问世，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捐赠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春满秦岭》《放牧图》等。第四个板块，则是上世纪70年代，石鲁在“文革”中经历肉体与精神的摧残后，在逆境中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的以山水、花鸟画为主的大写意水墨作品。他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中国画传统向现代形态转变的一代大师。捐赠的这一时期作品有《富贵于我如浮云》《收高粱》等。第五个板块：主要是石鲁的书法艺术。石鲁的艺术生涯中，书法艺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对绘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个性和艺术精神，形成了自身鲜明的风格，对当代书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将书法单独列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呈现给大家。

1941年到1959年石鲁早期创作

以写实为主

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观念

记者：请您按照石鲁艺术的五大板块为线索，解读一下石鲁先生在他的艺术早期，诞生了哪些重要的作品。当时，他的艺术观念是怎样的？呈现出怎样的艺术风格，我们又该如何赏析？

石丹：石鲁的早期艺术创作主要围绕上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上世纪50年代初期青海藏区写生与创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埃及印度写生和上世纪50年代后期陕南、陕北写生创作四个方面展开。

1939年的1月，二十出头的石鲁，原是地主书香之家的少爷，却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不远千里，从四川的仁寿县松林湾出发，翻越巴山、秦岭，越过黄龙、乔山，带着满脚的血泡，徒步来到延安。诚然，到延安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生道路的重要选择、光辉历程的新起点。这时期，他当过戏剧股长、文工团美术组长，经常活跃在延安文化沟口的露天舞台上，对舞美工作极端负责。他深深地钟爱延安的一切，爱那里的人民、山水、窑洞和枣树，从中发现了延安的“表情”、陕北的“情感形象”。不论是堰畔的粗犷，还是黄土的质朴，都和他的情感发生了隐秘的联系；他热情洋溢地为老红军、小八路、儿童团、女战士、头上裹着毛巾的农民、石匠、赶脚汉、牧羊人、老汉、女子和婆姨们传神创作。他为旭日、蓝天、白云和落霞赋彩，为延河水和宝塔山象形，把它们视为人民英雄的化身、革命的象征。

当时，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鲁迅又将德国的表现主义版画引进了中国，解放区的版画非常盛行。这个时期，石鲁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黑白木刻，多是以表现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劳动、政治事件为主，以写实的手法塑造陕北人物的典型地域和性格特征：《民主评议会》上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胡匪劫后》描述了被毁的村庄；《说理》记录了土改进程中激动人心的场面；《打倒封建》记录了攻占陕北绥德地主庄园城堡的时刻；而《妯娌纺线》《群英会》等等，则是国民党封锁延安、大生产运动时的真实场面……从艺术的角度看，好的艺术创作往往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生活，需要真挚的情感，需要朴素厚重和激情式的爆发。即使现在，再看这些版画，依然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解放。西安是西北局的所在地，党把团结西北和陕西省美术界、发展西北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重任委托给石鲁。30岁的石鲁正值风华正茂，亲身感受到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创作了一系列藏区题材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古长城外》没有直接描写铁路，可是画面中藏民生动的表情，仿佛让人听到了火车的鸣叫声。《王同志来了》《幸福婚姻》《巡山放哨》等彩墨画作品，都是以戏剧性的情景、人物细节取胜。这个时期，石鲁的画面讲究“情节性”和“叙事性”，并尝试借鉴西方绘画的造型元素，注重塑造人物的立体感、光影关系。

1955年和1956年，是石鲁思想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因工作需要，他相继出访印度、埃及。这些文明古国，在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方面，引起了石鲁的反思。他开始对中国画的传统进行思考，并对以前作品的“叙事性”、“光影造型”进行反思，并在人们“一窝蜂”的追求绘画的“情节性”时，开始着力于对画面诗意的追求和意象的表现，并觉得自己如梦初醒，顿时找到了中国画的语言。这个时期，石鲁创作了一批印度、埃及写生作品，对笔墨的探索和运用明显增多。从埃及回来后，石鲁开始大量临摹古画，练习书法，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画论。石鲁学习这些，但并不陷入古人的路子，他开始用学到的这些方法，做一些探索性的试验，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题材。这个时期，石鲁创作了《击鼓夜战》《高山放牧》《山区修梯田》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并提出了后来崛起的长安画派所倡导的精神——“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