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处于失语状态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十分清楚艺术终结的尴尬，但始终匮乏超越性的精神指向。在阿瑟·丹托和卡斯比特这样的西方批评大家那里，方向同样是迷失的。关于艺术是否将在终结中死亡，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将如何发展，都没有确定的答案。
现代艺术辉煌的的历史遮盖了它本质上的腐烂。在迄今为止对现代艺术的评论中，我们几乎难以见到真正中肯与符合真理标准的判断。除了弗兰西斯·薛华等极少数学者，即使在思想、学术高度发达的西方，关于现代艺术的评价，也鲜有真理之声。
人们通常对“粪便艺术”痛心疾首，却很少有人对梵高和毕加索持同样的态度。在现代艺术令人目眩的成就面前，多数人除了赞叹几乎就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了。然而，当代艺术之所以走到虚无主义肆虐的后艺术时代，并非偶然，而是现代艺术自身逻辑演绎的结果。艺术终结之后，我们既不能重拾现代艺术的旧梦，也不能再续古典艺术的辉煌，然而，如何前进却成了当代艺术的一个痛苦的噩梦。这本质上是由于我们没有真正看穿现代艺术的本质。
通常人们以为现代艺术是对启蒙的反拨，审美救赎是现代艺术引以为傲的成就。但恰恰是审美救赎断送了现代艺术的前程，而且审美救赎根本没有颠覆启蒙的偏至，而是把启蒙的偏至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如果说启蒙现代性是高举理性，那么审美现代性就是高举非理性。这不过是人类自我的两个侧面，无论高举什么，本质上都是高举自我。因此，审美救赎本质上仍然是启蒙旧梦的延续。审美救赎并不是一次高尚和伟大的实践，反而是人类骄狂与自义的表征。因为审美救赎是人类身为被造之物，却以造物主自居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启蒙破产之后，审美救赎也迅速崩溃的原因。
梵高和高更开启了审美救赎的沉沦之旅。他们的信仰动摇，失去了对客观真实的信任，因此他们绘画中的景物并不是客观的景物，而是主观的景物。他们在内部现实的寻求中，达到了一种思想的迷狂。毕加索和德·库宁对内部现实的极端表现，更加暴露了内部现实的迷狂与邪恶。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罗斯科则在内部现实的求索中，使抽象艺术走向了反艺术。同样，在波洛克对内部现实的刻画中，他失去了自由，而不是得到了自由；他“得罪了上帝”，而不是成为了上帝。杜尚的《泉》表面上是对审美救赎的颠覆，实际上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审美救赎。无论是杜尚的现成品艺术，纽曼的极少主义绘画还是沃霍尔的波普艺术，虽然它们的本质是反审美、反价值的，但仍然沿袭了审美救赎的残梦。对审美救赎真正的否定，意味着一切反艺术的终结。杜尚之后，西方艺术进入丹托所谓的后艺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艺术以反艺术的形式在终结中延续。艺术虽然毫无价值，但仍然具有提出问题的功能，而解答问题，则是哲学的任务。这就是当代最具影响的批评家丹托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暴露了整个人类思想的迷失。丹托无视哲学终结的事实，寄望于哲学为虚无主义收场，这不仅是黑格尔哲学梦想的重复，更是启蒙理性的死灰复燃。
虽然历史不会沿着丹托的规划前进，但遗憾的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几乎无人能够超越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主流艺术界不仅未能指出丹托的乌托邦，甚至还在沃霍尔和杜尚的虚妄中苟延残喘。八五新潮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历程的重演，而八五新潮之后，并没有出现真正超越性的创新。在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徐冰、谷文达等当代艺术主将身上，并没有任何超越现代艺术之处。他们之中某些艺术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也不具有真正的超越价值。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游移不定，始终未能走出审美救赎的藩篱。当代艺术的困境，是一个思想史的困境。不彻底颠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思想根基，中国当代艺术同样也要在终结中苟延。艺术终结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同样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陷阱。
当代艺术的困境本质上是世界观的困境。启蒙以来的世界观革命，把人类历史带进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今天，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破产，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启蒙以来所谓的世界观革命。艺术终结的事实和现代社会的堕落，都印证了现代世界观的失败。从以人为本的世界观，重回以神为本的圣经世界观，不仅是人类的得赎之道，也是现代艺术的重生之道。信仰回归不是人类的奴役，而是人类的真正自由。人类的自由不是外在的解放，而是内在的释放。这种释放的本质是人类脱离罪恶的奴役，而不是寻求某种外在的乌托邦。
信仰回归必定促使灵性艺术的诞生，这是对现代艺术、包括对后艺术的真正超越。必须澄清的是，以圣经世界观为本的灵性艺术绝不等同于基督教艺术，灵性艺术的外延远比基督教艺术宽广。灵性艺术的本质是以圣经世界观基础，对世界的观照，它是超越审美救赎的本真艺术。中西现代艺术史上曾经有很多艺术家采用过圣经题材，但并不意味着此类作品就是基督教艺术，也不见得它们有多少神圣的成分。相反，由于艺术家世界观的模糊，许多圣经题材作品还或多或少带有渎神的色彩。无论是西方的达利、塔皮埃斯、博伊斯、纽曼、赫斯特，还是中国的高氏兄弟和丁方，大多数圣经题材艺术家的信仰都不清晰，甚至根本没有信仰，因此，他们的作品很难成为真正的灵性艺术。就目前而言，基于清晰的信仰和圣经世界观，且作品较为成熟的艺术家凤毛麟角。其中，徐英男和朱久洋是我目前所知此类艺术家中的佼佼者。徐英男的灵性绘画尚未正式公开，因此鲜为人知，他的作品以表现自然中的神性为核心，在具象中含有强烈的抽象意味，无论从世界观还是艺术语言，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朱久洋的作品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突出的成就是把圣经中的拯救意识与当下中国的精神迷失结合起来，为中国人的精神出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徐英男和朱久洋的作品都不是狭义的基督教艺术，而是灵性艺术。他们所代表的是审美救赎破产和艺术终结后，当代艺术突围的方向，以及现代文化更新的精神指向。他们的创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这个时代。
启蒙现代性和审美救赎的双重破产，使信仰回归成为时代转移的唯一路径。在人类智识的范围内，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是空中楼阁。而信仰回归后圣经世界观的恢复，是当代艺术最根本的变革因素。除此以外别无它途。只有灵性艺术才是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本书对现代艺术深度解剖之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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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睿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