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

一个很轴的人，说出“随缘”这两个字，一定意味深刻。他说，生活的世俗和思想的高度其实并不纠结，年少时向往的那些这些神圣的力量没有消失，而是隐含在最最日常普通的生活中——随缘，就是经常会从一棵树，一杯水中忽然发现很形而上的东西，但这又是一种宿命。

初见王广义，你很难知道他的职业，更别说一眼看出他是艺术家。他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当代艺术家的特征：个性，自恋，愤世嫉俗，耍花腔，等等。相反，长发墨镜加上他高大的身材、不苟言笑略带粗糙的脸，跟人一种冷冷的距离感，你会想到让雷诺演的杀手莱昂。

但若是去了解他，就会发现，可能他的内心有一个无法也不肯与人分享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是自己的王，同时又是谦卑的民。他的冷，是一道屏障，屏障后面是某种持久而热情的 坚持，坚持的仿佛固执，相信宿命。对于宿命的人来说，人生就像画一个圆，从起点到终点;从出走，到返乡;从相信宿命，到确认相信宿命。一生奔波追问，是为了确认最初的相信。

当代的古典主义者

王广义生在北方的哈尔滨，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童年时代充斥着原始的冲动、激情，同时又笼罩着迷茫和苍凉。可能寒冷的北方没有暗示给他太多温婉，他的性格里更多的是冷静、严肃，以及一种悲壮，就像临近的俄罗斯大地上行走的圣愚。这种性格，让他比别人更敏感于未知和神秘的事物，他能够从昏暗灯光下的剪纸中看到一种“神圣”的能量。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敏感和敬畏，一直贯穿在王广义的艺术和生活中，并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世界的选择。

过早担负沉重的东西，容易让人压抑，当然也会让人从压抑中获得反弹的力量。王广义常说自己是个很“轴”的人。他曾经连续复读三年考美院不就，所以很自卑、很压抑，坊间传闻考学期间他沉默寡言，考上大学后回来见当初朋友，酒量惊人，大家发现原来他很能说。大学期间，他不像许多人选择诗歌、摇滚、文艺腔，而是迷恋于《马丁伊登》、《西西弗斯神话》这样一些宛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一样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他宣称自己是笃定不移的古典主义者，并且不是当时浙江美院流行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国古典主义，而是更像德国的古典气质——他从不屑于审美，他从古典主义中看到的，更多是真实和庄严。

实际上，确实如他所说，他身上带着很强的古典主义气场：静穆的，严肃的，自律的，甚至仿佛他本人也像古典文学、古典绘画中的某个角色：“在我精神之路上，我仍然欣赏古典。我觉得当代是一个外衣，最本质的问题在古典当中已经存在了。如果抛开古典来说当代，是很荒诞的，在我看来当代是一个浮萍，人很多最基本的东西、人得以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理由，在古典逻辑中已经存在了。我认为古典艺术之中有一种超验的精神。”这种古典主义情结在他《北方极地》系列中表达的特别明显。《凝固的北方极地》中，空旷的大地、遥远的地平线、静谧而冷寂的氛围，王广义极大摒弃人们生活经验中可感的因素，排斥感觉和情绪中非理智的偶然成分，以抽象的形和精神表现其主题：某种向上的肃穆而崇高的原则，“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理念之美，它包含有人本的永恒的协调和健康的情感”。“在这里创造者和被创造者所感受到的是肃穆与庄严，而决非一般意义的赏心悦目”。

这种古板在流行文化时代，让王广义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悲剧英雄般的守望。当代艺术界很多时候是一个大秀场，艺术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明星，最怕的是淡出，遗忘。在大众文化的逻辑中，艺术家不太敢奢求公众对自己作品的深度有所体会，反而需要不断地制造色相来满足公众的欲望。你要谈女人，你要谈政治，你要上封面，你要展示你的各种事业线。理论上讲，在文化的快餐时代，谁严肃，谁就输了。

但是王广义就是轴。摩羯座的王广义，严谨、理性，严肃，务实，还带有很强的精神洁癖。在他身上，你会联想很多形象，传教士，修行者，德国哲学家，甚至是黑衣人——正如他欣赏的安迪·沃霍尔被打造成的“黑衣人”。在杜尚和沃霍尔之后的艺术，他仍然坚持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理解艺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艺术家从虚无中创造艺术。他蔑视大众文化，认为世俗文化是对艺术庄严和神圣的稀释。因此，他说自己不参加时尚活动，拒绝自己成为明星，甚至认为“明星，是一个让艺术家蒙羞的词汇”，言辞之间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愤怒气息。当问及他此生有没有后悔的事，他回答说，今天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和他最初的想象不一样。假如他知道艺术发展到今天会变得如此下降，而且一百个同行有九十多个人都认同这个下降，他觉得悲哀。

思想是江湖的本钱

尽管他不想进入江湖，但江湖他玩得转。只不过，这种玩得转不是因为他善于投机，而是因为他的冷静、理性、果敢，他迷恋形而上，但同时又时刻清醒的判断力。他的第一次转型，就掐住了当代艺术史的关键点：从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迷恋中，走向个体生命和具体现实。王广义说：“所谓宗教和哲学，不是一个决定意义上的东西。在我看来应该和我们的现实，和我生活的情境发生联系。之前我创作的《后古典》系列，完全是宗教和哲学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我的现实经验，和我生活的文化背景是分离的，其中没有生命的关联。所以我创作了打格子的毛泽东，写了《清理人文热情》。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被毛的光芒普照，当然我对毛的描述是一个客观描述。在我看来毛是一个宗教人物，和一般的政治评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选择把一个被偶像化的人，通过我的艺术方式还原成一般的人。”

当他画庄严、肃穆、冷峻的北方极地时，出现一个欣赏他的人;之后他一篇《清理人文热情》，并画出了《打格子的毛泽东》，朝着《大批判》的方向走去，又出现了第二个欣赏他的人;再后来，当市场面对体制的时候，又出现了第三个欣赏他的人。这三个人，基本上是中国当代艺术几个重要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每次转折都甩掉一批人，但王广义却每一步都走在节点上。我们问他，这是不是说明你是很聪明的人——这个问题实际上带有很强的挑衅性。果然，他的反应变得强烈了一点，并且变得具有攻击性。很严肃的说，“你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世俗性，我是很自我的人，我只跟我自己在一起。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人，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他有兴趣的东西，仅此而已。媒体的逻辑总是假设背后有看不见的手，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尽管如此，王广义认为他的《大批判》仍然被无法控制的被曲解。根据媒体的需要，王广义必须和裴多菲、 何塞·马蒂、切·格瓦拉这些革命浪漫主义者拉到一起。但他说，他的艺术和“革命”无关：“我的艺术呈现的图像和因素会让一般人立刻想到“革命”，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在《大批判》想表现中国是一个标准的乌托邦国家，我认为乌托邦国家对人洗脑是有一个方式，他的洗脑方式是通过宣传画的方式来洗脑;西方社会是一个拜物教传统的国家，而拜物教传统国家是通过商品的设计来洗脑，它会导致人们对商品一种疯狂的追求，典型的像什么ipad的logo让人们很疯狂，我认为这种洗脑方式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国家洗脑的方式一模一样，疯狂程度也相似，其实我想把两种洗脑方式在我的作品中呈现出来。在这里边，我没有态度，我不认为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我作为一个艺术家，以中立的态度呈现人类的两种洗脑方式。”

友情与爱情

在试探着怀疑他的尊严、独立的时候，王广义会表现出一种北方人特有的霸气、刚硬。在理性和现实之下，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当年闹得轰轰烈烈的法国退展事件，原来也不过是酒后意气。他说他喜欢的男人，就是很“男人”的那种感觉，够意思、仗义，像所有老百姓认为男人之间最高的境界是一样的，此外，他特别强调在思想上有一个相通的东西——这未免有点苛刻。事实也如此，他说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偶尔有那么几座孤岛和自己可以互相望见，但那个岛上是洪水泛滥还是鸟语花香，他并不关心。

作为当代艺术界的四大天王之一，王广义拥有着被人称道的爱情故事 ：1985年结婚至今，家庭稳定。这在风花雪月的当代艺术圈， 特别显眼。谈到爱情，他依然认为，“爱情是一种宿命”，只不过这种宿命，不像前面所说的那么严肃和神圣，而是多了些世俗的人情味。他说“如果我是一个烧锅炉的，这个事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实际上在爱情上，我和那些普通人是一样的。在爱情上，人性都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自己内心都知道在一起舒不舒服，舒服就自然会在一起。”“最好的女人，对于爱情是一种‘认信’，她不了解当代艺术，但相信我，她相信这个男人，即使在当时无法预见我今天的状况，依然相信我。”

回到宿命

经过半生追寻，该江湖的也江湖了，该市场也市场了，对王广义而言，名利都有了。但在他身上，你很难感受到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紧张度。他不会觉得自己的回顾展是一种成就展示，而是宁愿视为对自己的审判。你总感觉，他一生相信的，向往的神圣的力量和超验，总像达摩克利特之剑一样高悬，而他就是在这样的自律中，穿插在生活、普通人、孤独、意志力这些词汇中度过时间，仿佛是某个时代最后的悲剧英雄。

最后问起他和最初的人生观有没有改变，他说依然回到宿命，依然相信自己是古典主义者，依然向往文艺复兴时代。其实艺术，是最能契合这种宿命的方式，因为艺术要提供超验感——通过一个具体的可经验的物体让人突然有一种超验感，这种超验感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精神，在特定的天气，特定的时间段，凝视一棵树都会会容易获得一种超验感。所不同的是，年轻时候是相信，而现在是确信，并且并学会了随缘。一个很轴的人，说出“随缘”这两个字，一定意味深刻。他说，生活的世俗和思想的高度其实并不纠结，年少时向往的那些这些神圣的力量没有消失，而是隐含在最最日常普通的生活中——随缘，就是经常会从一棵树，一杯水中忽然发现很形而上的东西，但这又是一种宿命。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