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本土性特征在艺术理论和创作中是经常绕不过去的话题，在号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尤其备受强调。如果把某些因为地理、气候、资源等自然特征形成的文化景观作为特色倒是可以以世界的多元现象为理由去肯定，但把某些因为政治、宗教、风俗等特征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某些心理习惯作为特有而不变的私有财产，甚至还将其转化为所谓的民族自信心，这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危险，并最终成为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障碍。所以，在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时尤其要谨慎。毕竟，艺术在从形式美的物质价值发展到观念价值时，艺术便成为打通世界及人的隔阂的文化工具。
文化在于对个体的放松
由于历史原因，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总是有着不一样的习俗和制度。在哲学发展、信息技术日益发达、交流频繁、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再保守的国家和民族都难以割裂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接触和交流的愿望与本性。当政治、利益与认知之间的界限随着全球化而日益模糊的时候，国家、民族，包括领土的界限都在模糊化，所以，一切固有的习惯和制度都不可能再一层不变，除非自欺欺人地一厢情愿。在这种全球化的交流中，其驱动力不是向内的，而是向外的，如果说向内是一种稳定的管制的话，向外则是一种变化的修正，可见前者是对个体的塑造，后者是对个体的放松。即使人类的一切制度都处于有待完善的过程中，显然对个体的放松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内向，看起来温文尔雅，其实黑暗无比，这种包裹起来的文化，内部什么都可能发生，而且悄无声息，没有不可能的只有想不到的，外面还有一种顽强的制度来掩饰一切后果。所以，仅从外界了解到的仁义、美德、优雅往往只是看得见的一面。中国文化号称博大精深，的确如此，它在形式上都存在于现实中，内在的结构却比宗教的气氛还弥漫，因为它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已经笼罩了所有人的大脑，导致大多数人只能看到光明，看不到黑暗。所以，很多人要通过种种方式来规定这种文化的崇高，并下令要学习、发扬光大。
其实，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崇高的文化精神，只有关于吃喝拉撒、玩乐休闲的记忆符号，这些符号往往会转化成可见的文本作为见证，本来只是用来让人生活得更加有意义一些，最后却成了控制人精神的框框，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实质。不论人为了生存会采取何种方式，却只有一个目的——快乐。可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却往往是野蛮的、令人痛苦的，这算是人类生存的局限，它始终无奈地处于矛盾中。可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由于其崇高性高不可及，很多人在内心并不会感到生存的矛盾，因为他们已经把野蛮的生存方式视为快乐的目的，此时目的和过程混为一体，所以，中国人崇拜权力、迷信武力，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的的野蛮教育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既是打又是爱的古怪方式难道就是中国文化的混沌之美！
人的艺术大于国家的艺术
为了保护祖先创立的文化，我们总是以继承传统的名义来塑造文化的墙从而阻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融通，但在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碍人对自由的获取。我们经常强调要打造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他们的观念中，各个地区的艺术应该有明确界限的，即使他们认为这些只是风格上或性格上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却显示了对人的主体的态度的不同，因而总是割舍不了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本土化的艺术固然是一大优势，其优势主要体现在记忆中的市场特色和新的国家形象以及固有民族自信心。记忆中的市场特色主要反映了当代人对传统社会的怀念，是无法立足于现实的安慰剂；新的国家形象是新的新闻卖点，这样的艺术更有利于在野者对权力者的反击，也有利于对社会时政热情的鼓动；民族的自信心却是虚无的东西，毕竟脆弱得需要用集体意识来安慰个体的时候，证明这个民族的文化实在太虚伪，因为个体已经显得不重要了。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变成借以传统的崇高性对个体进行约束和控制的正确理由，因而，在社会改革、世界开放的呼声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强调艺术对个体的重视，这个个体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和肉体的感知，绝不是被某种集体塑造的越位于人性的具有某种特色的个体。按照流行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个体看作是“国际化”的认知。综合来看，人的艺术大于中国人的艺术，对艺术本土的刻意强调是自欺欺人。
国际化是在人类共有的知识推进中形成的有效的交流，它伴随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视野的开阔、胸怀的宽广、探索的超越、技术的进步、资源的流动、求知的欲望、交流的需求、分享的意识、管理的考究、制度的设计、权力的监督、分配的合理等而形成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中又设置了内部的反思性、监督机制，这就保证了共识时刻处于更新的状态，进而催生了国际性的多元和生动的特征，而不是被权力规定的集体意识。也不是我们通常担忧的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入侵。因为客观地讲，西方本身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统一的价值观在向外输出。当然西方一直在向外输出他们认可的文化，但是这个文化一直处于变数中，这是由于其制度的理性设计而决定的。
当代艺术需要交流与合作
在国际语境中的当代艺术第一要素是交流性，它可以强调相对普遍的人类共有的知识、经验、存在的内心反应——包括制度与人的关系、审美与接受的关系、痛苦与孤独的状态、权力与自由的斗争、道德与焦虑的关系、神与人的对立等。这样的交流体现的是人的平等，艺术家不必打着“异域风情”的标签以民族叙事或国家叙事的理由进行创作，不必将自己身上烙上独特的符号，仅供人观看和消费的艺术已经成为过去时，而值得重视的是，艺术需要打破意识形态和固有文化观念的界限，去直面人内心的无差别的真实。
为了实现交流，艺术家有必要在合适的时候把自己融入运动的发展潮流中来。虽然沉思是一个艺术家必不可少的品质，但对运动的认识和新趋势的乐观期待更是沉思的前提。为了使创作成为有意义的劳动成果，那些易变的、潮流的、形式化的，甚至虚张声势的都有必要成为我们记忆中的对象，哪怕我们暂时不能接受它，但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它与整个文化大趋势的内在关系。毕竟没有任何一种流行的、肤浅的文化表象是空穴来风，但凡这些看似表象的东西背后却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可是我们最容易被经过时间沉淀的文化符号所俘虏，却极易忽视此时此刻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因为我们的内心早已被既定的民族或国家传统所包裹，它规定了我们什么样的现象是好的，却没有引导我们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独立判断。所以，国际化的艺术不是要抄袭流行的通俗的符号，而是可以把这些作为材料或方法，并以此去洞悉其背后的观念。否则，杰夫∙昆斯那类似儿童玩具的作品以及村上隆那肤浅的卡通图像都不会成为大众喜爱的对象。
交流不仅存在于艺术作品的内部，也存在于作品的外部，即促成作品的条件。所以，要促成好的作品需要强调合作的意识。在杜尚以后，我们对原来的物质形态的作品的定义已经发生了改变，艺术不再仅仅是看得见的，而更为强调其背后的意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变化。毕竟人不是单独生存于世界，甚至人的生命本身就是通过人际关系而得到定位的。艺术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欣赏对象，它是人的活动的见证。所以，当代艺术有必要将其定位在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完成某种有意义的思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去揭示人在特定语境中的真实状态。
在实验中超越对身体的控制
我们的真实状态也并非是确定的，它只是在比较中得出的相对真实。国际性强调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这种特征是人在面对各种变化的事物时的微妙反应。随着人类知识系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技术发展无时无刻不刷新我们对既有世界的定义，在面对如此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一切的定义和答案都是暂时的，一切的成果都不足以统治我们的大脑。但是在始终弥漫着权力话语的日常世界里，我们总会或多或少地因为习惯而导致对事物的偏见。所以在客观世界都处于变化的前提下，作为认识工具的当代艺术更应该强调实验性。实验不仅针对常用材料和方法的更新，更是对自我思维的更新。特别在被资本左右的材料和技术运用中，我们更应该利用把握新技术新媒介的契机以保持对人与物的转化性思考，艺术中的物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是人的另一种形式的身体。
同时，关于身体的理性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关于人与人在制度层面的警醒——即对权力结构的反思。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制度或规则的世界，制度本身就是对身体的约束，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处于未完善的状态，所以人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对于被权力控制而带来的痛苦是感受最为深刻的。甚至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围绕权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文本，但经验证明，人类始终无法解决这个永恒的痛苦。所以，艺术对权力的关注是对生存真实的重要反应，甚至具有超越这种控制的可能。
艺术史在被宣称死亡以后，艺术之于我们的意义才真正得以展现，因为它可以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普遍工具之一而存在，它可以运用到各种学科中，甚至可以超越在意识形态控制下带有偏见的所谓科学分析，甚至可以和哲学融合从而化解单调理念带给人的枯燥和悖论。所以，在今天这个形式上表现为多元、复杂、各种价值观共存的时代，实则是各种关键的价值在相互之间仍然被各方的利益所把持而成为不可改变的惯有属性，哪怕他们冠冕堂皇地声称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但仍然不可放弃彼此敌对的内心。此时，艺术便成为超越任何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人类共有的交流工具。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