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拆迁到艺术区成熟模型

谈到艺术区，798始终是个绕不开的案例，而政府在艺术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798也用它的“第一个十年”进行了诠释。

2002年2月，全球最大的艺术网站之一中国当代艺术网(www.chinese-art.com)的创办人罗伯特·伯纳欧在798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由于网站之前所在的幸福大厦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房租太贵，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老师于凡和隋建国的推荐下，罗伯特来到798。798当时每个月每平方米6毛钱的租金让罗伯特合同也没细看就当即签下，随后，东八时区书店便正式开张。时至今日，罗伯特的书店已然成为798的地标之一……

在798尚未成为“798艺术区”的2002年，它只是前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718联合厂于1952年开始筹建，是由德国一家建筑机构负责建筑设计、施工，这家建筑机构和当年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两者在建筑精神层面上是共通的。其主要特点是：注重满足实用要求;发挥新材料和新结构的技术性能和美学性能;造型简洁，构图灵活多样。这种设计后来被称为包豪斯学派。

1964年4月上级主管单位撤销了718联合厂建制，成立了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直到2000年12月，原700厂、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等六家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配合大山子地区的规划改造，七星集团将部分产业迁出。为了有效利用迁出后空余的厂房，七星集团将这部分闲置厂房进行出租。由于艺术机构及艺术家最早进驻的区域位于原798厂所在地，798艺术区因此而得名。

马晗是2002年最早入驻798的艺术家之一，在参加完东京画廊“北京浮世绘”的展览后，马晗便以每月6毛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入驻了一个120多平方米的空间。他告诉记者：“当时的物业何小明负责出租闲置的厂房，是艺术家和上面领导的交流纽带，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如果不是何小明，798可能会租给电子行业或者别的行业，也可能就拆掉了。由于艺术家和画廊的入驻吸引了很多海内外的媒体，798变得日益重要。”

那一年，黄锐、苍鑫、赵半狄、徐勇、李松松、肖鲁、唐宋、陈文波、白宜洛、孙原、彭禹等陆陆续续地进入798。与如今成为“旅游景点”的798相比，当时的798除了艺术家工作室和一家东京画廊外，就只有一家餐厅了——向小丽开的“川菜6号”，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盐”。马晗回忆道：“黄锐和徐勇进来后，做了很多类似‘再造798’的展览。”

然而，在798稍稍热闹起来后，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艺术家的合同从最早的两年一签变成了一年一签。面临拆迁危机，以黄锐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想出了一个概念——保护老建筑，从上到下连体的798厂房建筑十分结实，其包豪斯的建筑风格又比较少见。与此同时，2003年，798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同年，美国《新闻周刊》将北京评选为年度世界城市，原因之一便是798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

在搜集了海量材料后，798的艺术家们纷纷签字支持黄锐创办了第一届798艺术节。2004年2月，也在798艺术区内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象群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向北京市“两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的议案。议案中提出了关于保护798艺术区的“五大价值说”。

在其工业化和时尚度同步上升的时候，798的价格也随之上涨。除了早期入驻至今的艺术家(徐勇、李松松等)工作室房租稍稍涨到了一块二、一块七一平方米/天以外，其他的房租从六、七毛一平方米(最早最便宜的有四毛一平方米)涨到如今六、七块一平方米。

从废旧工厂到艺术区，从首批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工作室入驻，到2003年至2005年的拆迁危机，再到2008年的市场萧条，如今的798挺过了十余载的风风雨雨，终于建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成熟模型。798所带来的艺术热潮，促使政府部门将其培育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最早“不能出租给文化人”的特别要求发展至今，798的生存可能性逐渐加宽，这也体现了政府在艺术区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搭台的软管理

在另一个艺术区聚集且发展成熟的城市——成都，政府似乎更多地承担了一个“搭台”的角色。同样成为艺术区代表的成都蓝顶当代艺术基地，早在2003年8月的时候，只是由周春芽、郭伟、赵能智和杨冕四位艺术家在成都机场路旁租用的闲置厂房，因为厂房是铁皮蓝顶而命名为“蓝顶”。随着蓝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一百多位艺术家聚集于此。

据杨冕介绍，老蓝顶当时周围的环境非常恶劣，家具厂所产生的粉末和香蕉水的气味直接影响饮用水，而成都政府为了留住艺术家，且将分散在外的川籍艺术家吸引回来，就为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室条件。2007年，在成都政府的牵头下，新蓝顶艺术区向东迁移至距离市区十公里的国家4A级风景区三圣花乡处。蓝顶领军人物周春芽、何多苓、杨千、郭伟、罗发辉、郭晋、吴建军、赵能智、杨冕、吉磊、唐可、郑德龙、屠宏涛、李胤等14位艺术家先后入住，蓝顶美术馆正式开馆。

在蓝顶当代艺术基地内，艺术家的工作室分为产权式和租赁式，批评家、原成都“北村艺术区”发起人之一的陈默告诉记者：“现在蓝顶的这十几位艺术家工作室，是当年国家批的地，可以自己盖房子，每个人两亩地，每年就交点地租，房子是他们自己出钱盖的。新蓝顶二期则是国家给的产权式工作室，属于蓝顶艺术机构开发，艺术家按面积买断，五十年产权，不用再交地租。随后，第一批入住的艺术家也和二期享用一样的政策。”至今，蓝顶二期(三号坡地)已经吸引了将近一百多位艺术家，罗中立、方力钧等艺术家也计划搬入。

除了蓝顶以外，成都还零散的存在着其他艺术区。围绕着蓝顶周边，便活跃着青年艺术村以及和祥瑞苑。青年艺术村紧贴着蓝顶美术馆，分为一、二期，目前有六、七十位艺术家，租金在每月一平方米八元左右。而和祥瑞苑实为电梯公寓，因地理位置稍偏，所以闲置了几百套房，目前和祥瑞苑也入驻了六、七十位艺术家，租金与青年艺术村差不多。

据陈默介绍，距离老蓝顶两公里处还有个浓园艺术区，在绕城路边上，发起人是“伤痕美术”代表艺术家之一的程丛林，“最火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位艺术家，现在只剩下一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产权。而且浓园租金实在太贵，最高的时候曾达到每月二十块一平方米。”此外，成都正南面有一个四川大学教授何工发起的高地艺术区，常年有二、三十位艺术家，是成都目前相对最偏远的艺术区，但是周边全是乡村田园景色。成都还有一个粮仓艺术区，是六、七十年代的粮仓废弃后改造的。陈默说：“粮仓艺术区做了个孵化园，对成都周边和云贵川的应届毕业生提供生活费和创作空间，提供一年的孵化，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位艺术家，现在不多了，好处是一出大门就是洛带古镇，但是周末游客太多，艺术家大门都不敢开。”

而陈默亲自参与发起的北村艺术区，实际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陈默认为失败的原因有两方面：“主要是政府原因，当时新都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力度不够，重视不够;第二个原因是北村的房屋产权拥有者心态发生变化，最初很便宜地租给艺术家，一个月每平方米两、三元，后来慢慢涨到四元多，也不高，但是老板一直在涨价，想把艺术家赶走，好将库房租给别人，最后大家就都走了。”

但是在蓝顶，陈默认为政府的作为很理性：“成都政府退至幕后，虽然是政府让川籍艺术家回来的，但是具体接手的是蓝顶艺术机构，政府只是提供了比较好的政策，然后就退到了幕后。这样很好，政府提供扶持，而不是指挥，只搭台。政府的管理很软、很理性。这也体现了成都慢文化的一种城市性格和人文表情。如果政府是强势的指挥，结果可能不如现在。”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后，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政府所起的引导、辅助作用，对于一个艺术区能否顺利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深圳观澜原创版画产业基地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前期政府在基础建设上投入几千万的观澜版画基地，五年的发展基本上是一帆风顺，使其在今天得以成为国际版画业的一个聚焦点。

观澜版画基地的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康告诉记者：“深圳大部分的文化产业园区都有或多或少的政府背景，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城市，深圳市政府一直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非常大，北京可能是艺术家自发聚集的，但是深圳政府只要发现这个产业有生存价值、有发展的可持续性，政府就会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让它能更良性的发展。”而对于其他艺术区面临的拆迁或涨价的风险，李康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个可能是艺术家与政府的沟通不畅，第二是没有认真研究政府对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没有去依靠这种政策。虽然艺术家是纯粹的创作个体，但是一旦形成园区，地缘关系要求艺术家一定要与当地政府和当地政策挂钩，这样才有保障。”

政府扶持与自身强大

而在同样位于深圳的创库艺术区创始人杜应红看来，政府的介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艺术家自身的成就和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

杜应红2006年开始在老厂房开办创库。据他介绍，早年投入了一百多万元，“租房子的押金，还有装修。”2007年开始运营，本着艺术区应该是完整产业链的概念，仓库除了做成艺术家的聚集地外，杜应红还与朋友一起开办了艺术网站、杂志、画廊，“最初，每个月有独立创作的两次开放展览，2007年做得非常有意思，每天都有慕名而来参观和买画的人。”

2008年发生了一场大火，创库搬到了现在的F518创意园，这是政府扶持的开发商项目。没有搬到F518之前，创库租金最便宜的是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要两千元左右，比较贵。搬到F518之后，F518给创库提供三年的免费期，三年过后，创库是六十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租金为一千元左右。“现在创库已经能够独立，能够自己生存下来，不会存在政府或地产商不给钱就得撤退的风险。”目前创库艺术区有四十多人，三十几位是职业艺术家，一共四十三个工作室，只有一个小画廊，没有专业的经纪人。

另一个与政府扶持有关的深圳22艺术区，目前已经没有艺术家。杜应红告诉记者：“宝安的街道办政府支持深圳22艺术区做一些开发，曾经做过艺术区，也办过展览，但是没做成产业链，画卖不出去，画家也租不起，就都走了。但是当地政府每年的两个活动——文博会和创意十二月仍然以深圳22艺术区的名义举办。”

对于深圳政府在艺术区的发展上所承担的角色，杜应红认为：“深圳政府有很多想法和做法，像文博会和创意十二月等等，但是政府过分追求热闹和大，我们考虑的是动静搞大了以后怎么做小，怎么安静下来。深圳在每个链条上都不缺人才，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资源的整合。”至于大多艺术区所面临的拆迁或涨价的境况，杜应红表示：“我觉得很正常，地产商跟你是合作关系，他需要你的时候就是这样，过两年他不需要你的时候就要涨租金，都是利益关系，反过来艺术家自己要很强大，这样拆迁租金都不是问题，总会有人请你过去，在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就不存在政府扶不扶持、地产商赶不赶你走的问题了。”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