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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美术馆度过的。母亲监督我做完作业，就让我自己在外面玩。展览虽多，却不常更换。看腻了就去花房和木工房，那里的师傅比研究室的人亲切。有时花房的师傅还带我去园子里浇水，讲花的脾性。现在花房和木工房都没有了，后院已改成停车场。当年的师傅们，不知是否还健在。
我的第一次“艺术批评”，就是在木工房发表的。师傅做好镜框，问我好看吗?我觉得那暗金色疙疙瘩瘩的样子有点像癞蛤蟆的背，就率真地说了。恰好研究室的人进来，师傅笑着转告。研究室的人拎着画框到窗前看看说，那就再加点金粉，说完打开一个小纸包往漆罐里兑。我没想到漆是由研究室的人亲自调的，也没想到他会把我的话当回事。
美术馆的员工，相当一部分是理论家、画家、书法家。母亲曾让我跟一位画家学画，无奈天分不足，进步太慢。不像有的孩子，稍加点拨就如有神助。画家对母亲说，你儿子的天分可能在批评方面。母亲开导我，批评也是一种能力。但我仍很气馁，觉得自己不会画还对别人说三道四，无论怎样也不算真本事。
文革期间，美术馆关闭，所有人都去了干校。直到后期才重新开放，除表现劳动人物和场景的工农兵作品外，最轰动的是“黑画”展。艺术大师们在政治高压下聊赋闲情的笔墨，无端惹祸上身。譬如一根葱和一棵大白菜，喻示一清二白，却被解释成消极抵抗思想改造。你一清二白了，对你的专政岂非就不清不白了?
改革后，与新文学浪潮相呼应，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接一场西方现代派画展。不管懂不懂，那都是宛如朝圣的场所。文艺青年装扮入时，一边揣摩费解的作品，一边腼腆地眉来眼去，相互欣赏。如果用买票排队的长度来衡量，星星画展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那标志着本土现代派的崛起，人们可以从中嗅到自己的气味。
很长一个时期，进美术馆都要从站得笔直的士兵面前经过，半自动步枪始终是上着刺刀的。敏感的艺术家可能会把那看作权力的象征，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实在太贵重了，称作金库也不为过。尽管如此，也出过事。梵高画展时，就曾丢过一幅画，所幸较小，当然大的也带不出去，据说美术馆赔了不少钱。
前日去看画展，才知道站岗的士兵早就撤了，门票也不再收费，而是凭证件领取。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开幕式邀请的这些人，平日是何等冷清。随着民间美术馆、艺术区和画廊的全面兴起，国家美术馆已失去昔日的繁荣。但尊崇的地位还在，哪个艺术家不想在此办一回作品展?这几乎就是“大雅之堂”的代名词。
母亲生病住院时，医生可劲儿开药做检查，以每周万元的速度收费。馆里的头头前往询问，医生开玩笑说，你们趁钱哪，实在不行卖张画儿呗。殊不知，那些画一张也卖不得的。以前美术馆门槛甚高，不是一流的作品进不去，现在也放开些了，毕竟有那么多员工和老人要养，其中便有我惦记的花房和木工房师傅。
童年印象中的圣殿，已经同出租摊位的商场差不多。除去收藏增值的意图，很少有人对艺术自身感兴趣。我想起小时候那句“艺术批评”，如今看起来像癞蛤蟆背的东西太多了，是伪装也是本色，不是添一点金粉就可以改观的。但我相信，艺术批评仍是很好的启蒙方式，可以帮助孩子们培养热爱、勇气和眼光，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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