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让人感到不解的是，2009年11月13日，一个隶属官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该院第一任院长是曾经画出饱经风霜但遭到旧有意识形态坚持者非议的《父亲》的画家罗中立。被事先安排前来参加成立典礼仪式并表达祝贺的人大多数是党和国家主管部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美术家协会）的官员。全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到场表示了祝贺。在仪式上，人们知道了这个机构的成员中包括了不少并没有被官方美术家协会认可的当代艺术家，例如王广义、张晓刚、岳敏君、方力钧。在没有从价值观上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这些艺术家与官方的握手被更为年轻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视为没有原则地接受官方的“招安”，是批判精神的丧失。之前，从2005年开始的艺术市场通过令人吃惊的价格将当代艺术推向人们的视野，直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当代艺术的价格在市场中的急剧波动也为那些批评者提供了质疑的机会，这些现象都导致了人们对当代艺术和艺术家的判断迷雾。

事实上，涉及艺术批评的价值观在整个艺术领域是混乱和不清晰的。在2008年的一次有西方学者和相关人士参加的涉及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会议上[2]，西方与会者向中国批评家提出了如后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究竟有什么特性？对于世界艺术史有什么意义？提出这些问题的基本背景当然是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吸引了不限于经济领域的目光的结果。具体地讲，正是中国艺术品在拍卖行日益增长的数字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在中国，有批评家认为这个现象不过是商人操作的结果，可是这回答不了为什么是当代艺术而不是学院艺术或者其他艺术现象获得市场的青睐。在诸多问题中，让人棘手的问题也许是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的艺术传统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没有资料表明中国与会者给出了有启发性的回答。可以想象的是，在匆忙的中国速度——这个速度出现在所有的领域——里，中国批评家对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完全没有准备。按照通常的学理逻辑，也许存在着一个基本的评价框架，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批评家的工作没有，并且看来在短时间里也很难呈现出明确的价值判断基础。

的确，中国经济的发展让世界产生了不少幻想。2009年，美国电影《2012》在中国上映获得了很高的票房，影片提示了人类面对未来的共同问题。尽管那位总指挥——当然不是那位对生命的现实性更加关切的工程师——提示了“中国速度”对拯救人类的重要性，但是，“中国速度”的复杂甚至畸形的背景是电影人没有去谈及的。灾难是否能够被人类最终解决，这是一个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眼前问题似乎是可以判断的：例如社会不公现象的突出与加剧、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以至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都是“中国速度”的结果。2009年12月19日的下午，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争议和令人失望的气氛下结束。峰会各国对减排目标及其相关责任的争持表明了利益与权利的不一致。尽管中国代表陈述了需要历史地看待发展的立场，但无论如何，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解决碳排放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这就是说，中国融入全球化并想要承担大国责任的雄心这个事实，迫使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体制与管理模式。可是，每天发生的事件与存在的问题是如此的深重与难以解决，群体与暴力事件的激烈接近失控的程度。与之同时，民族问题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如此棘手，经济发展、政（zhi）改革以及民族冲突所提出的问题都会以日常的细节和信息被复杂地溶解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里，他（或者她）会根据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与经验，对之做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应。

2010年12月10日，当翰海秋拍“庆云堂近现代书画专场”传出徐悲鸿的《巴人汲水图》（1938年）以1.53亿落锤的价格（加上佣金共计1.7136亿元人民币）成交时，艺术市场问题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艺术市场没有因为之前的经济危机以及艺术领域对她的批评而停止脚步，相反，更多的资本涌入了这个领域，当人们听说有不少私募基金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这意味着过去更多以家传、趣味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私人收藏或被资本投资所替代。人们担心资本的大规模介入是否会对艺术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强调金钱对灵魂的腐蚀作用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人们对拥有价值观立场的道德可以对中性的金钱给予合理利用并不抱有充分的信心。同时，2010年被认为是基金进入内地艺术品交易的元年，对艺术品的投资已经演变为资产配置而不仅仅限于趣味与爱好。但是无论如何，这年中国拍卖行超过500亿的成交额（之前一年的数字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不足）的确让人看到了希望：文明与艺术的价值正在迅速地受到关注与高度的尊重。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今天的艺术市场通过价格表达了对艺术的尊重——艺术品作为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构成了历史合理性的一环，无论那些市场的批评者怎样唠叨，如果人们将今天的状况与民国初年敦煌文物被勉强移运北京也一路散失的情景，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对文物的砸烂与烧毁进行对比，将很容易地获得更加符合历史的判断。

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意：资本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它是一种价值观的呈现。中国处在一个巨大而迅速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不简单是中国范围内的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更主要的是中国将会转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她的核心问题是转向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形态。直到今天，这个国家没有承认“普世价值”观的基本合理性——尽管她早就签署了国际****公约的条文，因为它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文明表述，其中被认为具有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因素。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秩序给予了思想和观念上的颠覆，可是，严酷的抗日救亡中断了这个思想冲突的演变进程；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人们继续用来自西方的思想而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推动科学和民主，对苏联模式的集权给予批判，然而，以“经济建设”为目标的现代化没有导致对旧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放弃和新制度（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结果，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社会贫富悬殊迅速拉大。在最近几年里，人们讨论过中国究竟是需要接受“普世价值”还是存在着一种被创造出来的“中国模式”？中国是否坚持以民族主义特殊性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又决然不发生变化？这些问题不是与艺术没有关系，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一个国家对艺术发展的资源分配和对艺术中所承载的价值观的合法化判断，涉及在艺术领域里是否需要新的价值观和制度来保证的问题。进一步说，国家文化战略的真正基础与内容都依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直至今天，中国的由意识形态依附政治而形成唯一合法性话语权的制度基础没有改变，这导致了在物质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之后在相应的精神、道德、价值观方面的严重缺失。30年来，“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陆续被“发展生产力”“先进文化”“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概念所替代，但后者因产生于政治决策而不是思想体系和价值观的带动，缺乏西方普世价值观那样的系统性，这意味着旧的政治体制总是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变得畸形与缺乏稳定性。于是，当价值观表现为空中琐碎的泡沫难以聚集的时候，出现碎化的现实问题和艺术问题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中国人最早主要是受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有了佛教的融入，由儒、道、释构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直到晚明尤其是晚清以后终于受到基督教的“洗礼”，所谓科学与民主的概念很快就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在经历了战争与政治运动的苦难，尤其是经过了30年的思想解放和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掺入了新的文明因素，相较于那些仅仅只有基督教文明或者伊斯兰文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中国人的文明结构更加具有复杂性与丰富性。按照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人的觉悟程度总是与知识的丰富性与经验的复杂性有关，因为知识与经验的相对完整构成了理解与判断的基础。

20世纪是中国社会深陷苦难和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纪，尽管不同时期的问题有所不同，艺术也有着她的特殊性，但是，直到今天，中国的艺术领域也仍然没有摆脱许多与之前相关联的基本问题。今天，北京的观众能够在佩斯画廊看到杉本博司的图片，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和老师已经能够在学院美术馆里甚至看到鲍德里亚的作品，并讨论他的思想，但是，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遭遇的有些问题仍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岁月。这当然不是坏事，这样的现象正好体现出了文明的特征：在绵延中寻找创造的可能性。事实上，从晚清到今天的中国艺术就是在这种前后照应的理解与反思中变化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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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007年2月，党的领导人之一温家宝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就写道了这样一段话：“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过，这仍然没有影响到对这个“价值观”的批判。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陈奎元就提出了这样的指责：“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很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等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见《广角镜》2010年9月~10月号，No456）

［2］2008年10月10日到12日在伦敦牛津大学附近的Ditchley  Park举行，主要人员有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泰特美术馆、英国国家画廊，美国的大都会美术馆、洛杉矶当代艺术馆、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和负责人，包括法国、荷兰学者。中国出席会议的有高名潞、巫鸿、王璜生、周彦、费大为、黄专、朱其、汪建伟、张培力、隋建国、盛葳、王志亮等。此次会议由林明珠的中国艺术基金会和英国收藏家苏珊•海德（Susan Hayden）赞助。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