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只是当今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一个小侧面。

与善良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想象西方“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当今西方的这种“统治性意识形态”极其不宽容。它的一些教条构成了绝对禁忌，不能冒犯。否则，你就得付出“高昂代价”。

比如，“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民族”(nation)的概念，不允许正面提。二战以后，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对全世界进行了一场长期深入的洗脑“思想改造”运动(中国知识界也被深度洗脑)，清算“民族主义”，以致今天的德国人被整得连唱国歌、挂国旗都难已为情，“我们德国”之类的情怀不可以公开表露。(参阅《艺术的阴谋》139页)任何一种爱“国”主义，都可以被轻易打成“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

再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史实，不允许讨论或研究。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当年广泛的群众基础，学界讳莫如深。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悲愤指控西方学术界的“不宽容气氛”：“如此禁止分析纳粹主义……，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只有闭嘴沉默了，以免被控事后同谋。”(6)

尤其，对于大屠杀和毒气室，是最严厉地禁止讨论研究，更不允许质疑与否定。战后西方历史学界，事实上存在大量质疑、否定大屠杀的声音，形成一个“修正主义”(revisionism)学派，亦称“否定主义”。修正主义主要观点认为，当年德国只是“集中”，并未屠杀犹太人，就像同时期美国“集中”居美日本人，英国“集中”居英德国人一样。(7)

这些“修正主义”学者教授，一直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长期遭到媒体封杀，人身迫害，甚至判刑入狱。除了自由主义传统最深厚的英国和美国，许多西方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等国，都先后立法规定：否定大屠杀和毒气室是触犯刑律，属于犯罪。于是，当代西方的言论罪和文字狱，几十年来常年发生，不胜枚举。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修正主义学者、前里昂大学教授罗贝尔·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1970年代开始认定毒气室并不存在，并质疑《安娜·弗朗克日记》的真实性，结果长期遭到人身威胁。1989年被暴徒严重殴伤，头破血流(8)。之后不久，被革除教职，把他的名字从《Quid》年鉴辞典中删除，还遭到罚款，冻结银行账户，搜家。他到外地旅行时，在许多国家遭到拒绝入境或被捕驱逐出境。2005年，福里松被判缓刑三个月(根据法国1990年通过的Gayssot法)。著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为福里松辩护，英国的罗伯特·约翰(R. John)甚至将福里松比作新时代的左拉。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伊尔温(David Irving)，二战史专家，因否认大屠杀和毒气室，好几次在德国被判罪。2005年他去奥地利旅行，结果被奥地利警方逮捕，判刑三年。尽管上诉，还是坐了一年多(400多天)的牢。2007年底，牛津辩论联合会组织了一场讨论，邀请了伊尔温，结果会场闯入一批抗议者叫喊唱歌，干扰会场，最后出动了警察。用警察来保护一场学术讨论会，真是一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奇特风景!伊尔温的名言是：“我不说他们想听的，我只根据档案说话!”

近年最重要的文字狱，是德国出生、长期生活于加拿大的出版商恩斯特·尊德尔(Ernst Zundel)案。他主要因出版了一位英国人写的小书 《真地死了六百万?》而获罪，被迫离开加拿大去了美国。2003年在美国逮捕，驱逐回加拿大，在加拿大关押了两年，又在2005年被驱逐回德国，同年6月被判刑5年，至今一直关押在德国曼海姆市监狱。尊德尔的判刑，引起了西方许多国家众多人士的声援和抗议，甚至出现了“尊德尔”的专名网站。

1999年，德国哲学博士菲德烈克·托本(F. T��ben)因否定大屠杀，被判刑9个月。2004年，瑞士退休教师阿芒德鲁兹(G-A. Amandruz)，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1年。2007年，德国生物科学家格尔马·鲁道夫(G. Rudolf)，主要因出版发行修正主义书刊，被判刑2年半，直到2009年7月刚刚出狱。2008年，奥地利工程师沃夫冈·弗洛里希(W. Frohlich)，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6年半。2009年4月，奥地利作家、抒情诗人宏西克(G. Honsik)，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5年，是最新近发生的文字狱……

曾亲身经历德国集中营的法国历史学家保尔·拉西尼叶(P. Rassinier)，是法国最早的“否定主义”学者，一直被主流媒体封杀。美国重要修正主义者亚瑟·布茨(A. Butz)教授，写过《20世纪的欺诈》(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寂寂无闻……

媒体封杀还算是客气的。事实上，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势力对修正主义学者和传播者，一直实施严厉清剿，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1978年，法国修正主义者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ois Duprat)，曾否定毒气室，被汽车里安放的精密炸弹炸死。1980年，英国一家印刷修正主义书刊的印刷厂被焚毁。1981年，法国青年博士生盖聂(M. Caignet)，因为把“奥斯维辛的谎言” 翻译成法文，被人脸上泼硫酸毁容。1982年，美国修正主义历史学教授乔治·阿希莱(G. Ashley)的住宅，多次被砸，遭燃烧弹袭击。1984年，设在美国加州的修正主义学术机构“历史复审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遭纵火，所有原始档案资料、手稿和六年的研究成果被焚毁。1987年巴黎索邦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多名法国修正主义学者被打伤。前面提及的德国历史学家诺尔特，主张不应当用法律治罪来禁止质疑大屠杀，而应该用事实来论证，只是“半个修正主义者”，结果也受到电话恐吓和人身威胁，1988年他的小汽车被人焚毁。1992年，比利时一家售卖修正主义刊物的书店遭焚毁，法国巴黎等地也出现多家书店被砸……(参阅www.vho.org法语版akribeia/6，上举事例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由于整个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掌控在这个“统治性意识形态”势力的手中，此类事件和文字狱案件，都被媒体封杀得几乎没有什么传闻。而媒体不报道，就等于没有发生。

贵为美国前总统的吉米·卡特，2007年出版新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认为今天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残酷程度大大超过了当年南非实施的种族隔离。结果遭到《纽约邮报》的谩骂：“这么个家伙怎么可以成为美国总统?”(9)可见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势力有多么强大。

其实，对有些“历史”，是可以用常识去“修正”的。即便那位最激烈指控全体德国人民都迫害犹太人的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也不得不尊重常识，“修正”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犹太人不可能有400万或后来常说的250万：“这个数字不可能超过100万。(几年以后，这个修正变成了正式说法：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牌上，400万被换成100至150万。)”(10)就是说，600万已经被“修正”掉一半!

我们暂时不能判断修正主义学派是否有理。但，起码的 “言论自由”的权利，总应当保障吧?只要有史实根据，任何历史都应该可以研究和讨论。如此对修正主义学者滥加迫害，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何异?这般大兴文字狱，难道不是一种当代极权主义，尽管它隐形看不见?

事实上，西方世界真正的主人，并不是那些看得见的政府和政客，而是躲在暗影里。 布迪厄称他们为“统治者们”或“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宋鸿兵的《货币战争2》也指称一个幕后的金权“世界政府”。这些世界的真正统治者们，控制了世界的金融、跨国大企业和主要媒体(11)，相当程度影响甚至控制了美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也操控了与金融投机紧密相连的“当代艺术”。

当我们看到当代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如此大兴言论罪和文字狱之后，回过头来，终于可以明白多梅克所说的“冒风险”和“付出高昂代价”是怎么回事。尤其明白，当代艺术界的“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只是小意思啦……

注释：

(1) Jean-Philippe Domecq : Artistes sans art? Edtions Esprit, 1994, Paris, p.9

(2) Jean Clair: 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des Beaux-Arts, Gallimard, pp.86, 92。也见河清：《艺术的阴谋》，第333、336页。

(3) Marc Fumaroli : l’Etat culturel, Paris, Fallois, 1991

(4)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02年，第81页。

(5) 河清：《艺术的阴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6) Fran��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136

(7) 最早发明“集中营”的是美国人，发生于美西战争、美军镇压菲律宾人民反抗期间。越战时，美军在南越修建的“战略村”也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

(8) 被殴惨状见http://www.fpp.co.uk/Auschwitz/Faurisson/

(9) 见Le Monde diplomatique，septembre 2007, p.26

(10) 见Fran��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90

(11) 当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骚乱、支持达赖和热比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口径一致，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对西方主要媒体的控制是何等有效，体会布迪厄揭露西方“舆论的一致性，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