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

今年年初，王澍获2012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震惊中外，然而在之后的大半年里，王澍依然低调地忙着手中的项目，同时对媒体的采访要求进行了严格的筛选。这种与舆论热度形成强烈反差的冷静，反倒为他增添了几丝神秘感。他如何看待获奖?他认为目前中国建筑最缺什么?关于他的疑问却不因他的隐身而减少。

上周末，他作为“中国设计大展”评委来到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在评审间歇接受了记者专访。

我的作品并非传统意义的“中国”，也并不符合主流的“西方价值”

在百度里点开“王澍”、“新闻”，结果令人惊讶。所列的条目中，关于王澍本人的新闻寥寥无几，出现得最多的反而是人们在批评某丑陋建筑时，呼唤“王澍风度”。“我想，我获普奖的一个结果是观众开始关注建筑，建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人们也模模糊糊认识到有某种关于建筑的标准在，以前这种标准是很混乱的。现在对于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现代感的，它们又是如何结合，公众会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王澍的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跟现在大行其道的玻璃幕墙、钢筋水泥、矗立云霄的冰冷建筑不同，相反，低矮的体量、本土材料的运用、与自然共存的建筑充满了野趣，很乡土。“我很中国，但我的中国是有点特别的，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用符号，跟平时谈的中国不一样。”王澍说。有评论家认为，他的“中国”其实表现在其对项目场地的独特见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高超表达，以及对不同建筑材料组合的巧妙把握，因此他的作品有着一种独特的象征性和延续性。

虽然捧回西方最高建筑奖，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到了西方主流标准的认可，相反，只是获得了某种倾向的认同。“西方建筑界也有很多流派。西方建筑朋友发来的贺信，说‘祝贺你，这是抵抗建筑师的胜利’。何为‘抵抗建筑师’?就是抵抗目前国际建筑界主流的过度现代化、过度崇拜技术、过度商业化的趋势的建筑师。世界有这么一群人，而我是他们当中第一个获得普奖的。”王澍说到这里，露出了整个采访过程中唯一一个微笑。

“所以有人说我的获奖让世界建筑学的定义被重新界定，这就不是简单的西方认同，而是你的努力让西方固定的标准发生了松动和动摇。这才是最大的价值所在。”王澍说,还有西方协会给他发来贺信，说这是第一个“世界建筑师”获得普奖，指的是非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建筑师。“中国人对获奖很激动，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代表中国的。实际上不是，因为这种建筑实践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是对世界未来都有启示性。”

中国大部分城市不需“摩天楼”，但“舒适性”是必须牺牲的

王澍的作品一般体量巨大，且环境优美，这很容易令人误会成“地广人稀”。“实际上，我的作品容积率都非常高，象山校区的老师们总是向我抱怨：为什么房子之间的间隔那么窄?!”这其实蕴含着王澍的思考：在日益膨胀的中国，怎样的房子才是最适合国情的?

王澍曾带学生在杭州做过调研。需要多高的楼房才能满足杭州城所有人的居住?“答案是平均八层楼就能解决问题。”王澍得意地用手指比了一下，“我喜欢密集感所形成的城市氛围，根本不需要摩天楼、高层建筑。所以我的建筑控制着高度，但密度高，和周围景观形成远距离和近距离两层次的融合，这些都是从中国传统中思考来的，也是针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问题。”

而高密集度必定带来舒适性的缺失，但王澍表示，这是必须的。“过度追求舒适度是现代主义很严重问题，因为要考虑平衡环境，平衡伦理，14亿人口的国家必须对舒适度有适当的牺牲。”

王澍喜欢箫管，擅长书法和山水画。说起山水画，他说这是许多建筑师共同的爱好，因为山水画实际上是在讨论人居环境的问题，甚至很多解决方案都已经包含在里面。“山水画越到明清，画里的东西越密集，不像唐宋那样开阔，因为当时人口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苏州园林每个都那么小巧，因为苏州是高密度的大城市，古人是在大城市里寻求城市山水的解决之道。这对中国今天的城市发展都有参考价值。”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