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

摘要：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高，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也十分频繁，涉及到的国家拨款和公共资源的运用现象也愈发突出。但由于文化官员在文化艺术管理上不可能对艺术的特征与规律作出十分专业的判断，这就有可能造成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乃至惊人破坏。在此种情况下，文化官员提高自己在艺术专业方面的专业素养，或制定科学的管理程序就显得更加必要了。

关键词：美术规律 公共资源

最近几年，各地掀起一股有些疯狂的打造画派的风气。从东北的“关东画派”，到西北的“黄土画派”，西南的“巴蜀画派”到广西的“漓江画派”，听说还有中小城市的诸如“太湖画派”等无数画派也正在“打造”之中，画坛似乎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非凡热闹景象。特别是山东有人不仅在本省打造“齐鲁画派”，而且于2008年串联外省要在济南举办“全国八大画派汇展”。后来遭到诸多美术家反对，此画派汇展才未能得逞。这种画派打造之风，让人想到商界打造品牌，乐坛打造“超女”、“快男”，可谓轰轰烈烈。此等事情，一 “打造”即可成功，接着名声鹊起、财源鑫茂!难怪画坛也按捺不住。当然也不能全怪画坛，这种打造之风，可谓上下合力构成。领导要做事，要推动本地文化发展，要有政绩，这本也是分内之事、无可厚非。尤其这些年政府重视文化，文化界当然得做些事。所以打造画派，不少是分管文化艺术工作，或者即使不分管就是喜欢艺术的领导们从上至下地干起来的：发指示，立项目，定机构，拨巨款，画家发动，频繁办展，媒体宣传，晋京总展，礼遇京城名家，诸家集体捧场，于是“轰动京城”，凱旋班师，地方画派亦即刻“打造”“成功”。—此即“打造画派”之全过程。如此“打造”地方画派，只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成功”是绝对没有悬念的。至于画派打造“成功”后续的影响，没有人会再关心。那时领导领着政绩升任高职走了人，当地 “派”中画家也捞了好处，维持各自“派”中地位就行了。十多年前，某地就花了几十万晋京“成功”“打造”过画派，那可真是早已成为在本地也无人记得的“浮云”。但就在同一地方，在新来的领导支持下，现在又雄心勃勃重拨比此前多得多的款项，重新“打造”又一新名目的画派!如此“打造”，不是在自娱自乐么?也有自下而上者。地方画家不甘寂寞，被超女快男打造之成功搅得面赤耳热，也纠集成众，撺掇怂恿，立项申请，排次列座，抱团打造，于是办展，于是晋京(县级画派以在省城办展为“成功打造”标志)，于是成派。这是又一股力量。可见，领导要政绩，画家要名利，上联下达，齐心合力，画派打造之风也因此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各地画派也就如雨后春笋，地方文化一派欣欣向荣!─但是画派从来就不是打造出来的，今天的画坛尤其没法打造出画派来。

历史上有画派，如明代的吴门派、松江派，清早期有金陵画派，中期有扬州画派，晚期有海上画派，20世纪以来也有岭南派，解放后甚至还有长安画派。但这些历史上的以地域命名的画派都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他们应有一个或几个在全国画坛或历史上得到公认的领袖级画家，在艺术影响上能有统领群伦的卓越能力;第二，在这些画家中还得形成一批在画坛有相当影响的，同样为画坛或历史公认的优秀画家群;第三，这群艺术家尽管有各自的艺术风格，但还得有大致相似的艺术主张和艺术风貌，画派中人往往有师徒相承或私淑承传的关系;第四，这种画派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甚至在画史上形成重要的风气与时尚;第五，这种画派从来就没人去“打造”过，对他们的称呼命名全是后人或同时代其他人研究其已有的成就总结出来的。亦即此种画派都是语言学上所称之“过去时”，而决非今天画派打造之“正在进行时”，更非“未来时”。正因为此，这些以地域命名的画派，却从来都是具全国性影响或历史标志性的绘画流派，而绝无地方文化之局限。笔者20世纪90年代初曾为研究“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之 “岭南派”去访问过高剑父弟子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竟全然不知“岭南派”源起于何时，也不知岭南派当时有何意义。回我一句更让人愕然：老师不赞成岭南派这个说法，他也从不用岭南派的称呼!以高剑父当年在国内画坛的崇高声望，他怎么会容忍自己的名声局限于地域性的“岭南派”一隅呢?可见，一流画家对这些地方性画派名称绝不会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要政绩的地方领导，和地方上热衷于抱团组派捞取地方利益之二三流乃至三四五流画家。亦如生物界中成群结队之海洋中的沙丁鱼群，草原上的瞪羚、角马、斑马群，都是弱者抱团存活的方式。强者如海洋中的鲨魚，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和亚洲森林中的老虎们，从来都是单打一的。本来，打造画派即使不成功，能组织、拨款来推动本地美术发展也未必不是好事。但如果“打造”画派打造出的就是这种地方文化的弱势群体，且群体内还因排次列序、争名逐利而四分五裂;或者即使拖出一两只狮虎，跟的却是一群瞪羚、角马;或杂凑成“派”，却又各行其是，弄成画坛笑柄。那岂不是既辜负了地方领导们一番振兴乡土文化的美意，又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么?最近听说某地画派几年来打造得正热闹，而其头面人物却自知无领袖之力，且遗憾于派中没有领头之羊。无代表画家之画派还能叫画派么?如果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都要在此种莫须有的画派打造上每年拨出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而这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得再乘以全国各省市县之几百几十，且得到的这个总数还得再乘以打造的年份─打造总得要时间，全国这种莫明其妙的画派打造要白白地耗掉多少亿的钱啊!这可是纳税人的钱，公共的资源啊!

尤其是现在，国家发达了，文化拨款也更多了，拨款办文化尤其要注意其科学性与实效性。《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同国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提高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这就意味着在文化拨款的数额上要大幅度的增加。一方面文化官员身上的责任将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文艺领域中的投机者也将会有更多钻营逐利的机会。如何正确地将公共资源科学地运用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建设，的确是摆在文化艺术管理者身上的一个新的课题，也是“科学发展”之要求。

艺术本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作为文化艺术的管理者，当然得了解这些道理。例如画派是不可以 “打造”的，就为其上述画派生成之特点所决定的。今天何以尤其不能打造画派呢?除了上述画派在历史中自然生成且是“过去时”的原因外，今天这个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早已终结了历史上画派形成所需的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相对封闭的信息条件，终结了在这个相对封闭地域中由于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更富共性的集群性现象。再者，今天画坛的特征是个性的张扬。如果说个性的表现从来就是艺术的特征的话，那么，强烈的个性更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而个性的独立与张扬显然与更多地追求共性的画派之主张相矛盾对立。第三，今天业界画家的流动性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活跃而著名的画家老是在展览、交流甚或不停地移动居住，甚至有不断地往来于国际之间者，稍有成就的画家大多都有这种流动迁移交流的特征。在这种不断运动中的画家又怎么可能与相对封闭的地域性画派现象发生关系呢?在某省之省级画派的打造中，一个思路就是集中全省在国内有相当知名度的美术家凑合成派。因在一个美术分类领域中名家太少，于是国油版雕一起上。人是凑够了，派却给搞乱了!连派名都叫不出来!且不说即使在一个美术分类领域中，也很难找到观念、主张、风格彼此相近者。如一切都不相干，凑在一起又算啥呢?

当然，在文化艺术的管理上有比画派打造更复杂的事。例如，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当代艺术?由于流行的社会进化论影响，我们总认为现代比古代要先进，而当代又比现代要进步。而恰好美国人的“当代艺术”或 “后现代”艺术就因其“当代”或“后现代”占了时间概念上的先机。于是，中国一批模仿美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也就同样先天地占有如此先机。但是，一则社会进化论是错误的，历史总是在偶然的机遇中随机地发展，因此没有一种固定的人类文化模式可以定于一尊;二则世界上民族文化艺术的类型更是丰富多样，相互间更不应有先进落后之分。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已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公约”，有一百多个签字的会员国(中国即在其中)。但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人们，包括我们的文化官员们，总习惯于把冠以“当代”头衔的艺术当成先进艺术去看待，再加上一百年来强大的反传统反民族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使我们同样习惯于把民族文化艺术当成传统、保守、落后的艺术。此外，影响我们对艺术正确判断的还有“国际崇拜”的思潮，它让中国人对一切“国际”─其实仅限于欧美─的东西都趋之若鹜;对“创新”的盲目崇拜，它使我们对一切“创新” ─即使荒唐、恶心、丑陋、怪诞─都拍手叫好!这样，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相当比例的文化官员，确实弄不清中国的艺术究竟应该怎样发展，怎样的艺术才该是中国当代应有的艺术，见着“当代”就磕头，把源自美国的怪诞的、丑陋的、色情的、甚或政治上丑化中国的“当代艺术”当成先进的艺术去推动，甚至出现由各级政府出钱出名义去推动这些丑陋怪诞嘲弄中国的“艺术”的滑稽可笑现象。这种现象大有自己“被人卖了还帮着卖人者数钱”的极端尴尬的现象!由于各级政府往往在如一些“双年展”、“798”或“金华建筑艺术园”、“大裤衩”等活动或项目上出了数以千万乃至数亿、十数亿、数十亿的大钱，使得这种尴尬的现象变本加厉!

最近听说，河南郑州某区，居然由政府出面出钱把上述性质之“当代艺术”家组织在一个区域，且划成了“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组织者还因此当上了“人民代表”!现在，这个让当地民众困惑、反感却符合西方“当代艺术”标准的现象因政府的推动在当地已堂皇行事，而同样在该区从事民族艺术创作且极有成效者政府却从来不闻不问，理由或许就是不“当代”，因而不先进。当然，也有让人更困惑、更不好判断其性质的事情让文化艺术官员们犯难。例如最近浙江的建筑师王澍获西方普利兹克建筑奖，是该喜还是该忧?照理说，得了国际那么高的荣誉，当地文化主管官员算是获了一大政绩应该大喜才对。正是因为当地政府官员以数亿乃至十数亿的巨额拨款支持了王澍的一系列建筑的设计与施工完成，这位鄙视中国奖的王澍才得以以其作品去获西方的一系列奖项，以致最终成为哈佛大学讲席教授和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后者被某些人称为国际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西方人还亲自到北京来给王澍颁奖。西方人给中国指定了一位国际建筑大师，这让国人兴奋异常，中央电视台等无数媒体热情报道，更给这个普利兹克旋风推波助澜，主管官员要当成显著政绩要高兴似乎也无不妥。但是，当你亲自去看看王澍这些表面以砖瓦冒充民族风格实则是西方形式主义灵魂的建筑，这些不顾及使用者实用需求，且有模仿之嫌的西方后现代化性质的丑陋建筑时，你或许就不会认为花费如此巨额的中国公共资源去换取王澍个人的西方奖项是物有所值。如果你知道王澍的不实用的西方形式主义观念的建筑因其太不实用建成不久后已被拆掉了不少;如果你还知道六年前，那个聘请一批普利兹克获奖者和国际著名建筑师，其中也包括王澍设计建造，连厕所都由哈佛大学设计，花费了六千万的金华建筑艺术园现在已是一片发着臭气的废墟;如果你还知道，西方到中国来颁的这个奖和指定的这位大师，将可能使中国到处出现如金华建筑艺术园一类荒诞怪异建筑，且花费让人咂舌的数十亿数百亿乃至数千亿巨额公共资源的时候，你或许才会对这个普利兹克奖该喜该忧有个清醒的判断。

当然，造成美术界这些现象就不仅仅是困惑与尴尬可以了之的，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伤害，对国家自主意识的伤害，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伤害!同时也是对国家公共资源的惊人破坏!

当然，文化艺术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发展文化艺术，国家拨款在推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怎么安排，应有专业知识的基础。我们一些文化官员属文艺界专业人士出身，但有的可能就并非行内专家。但即使前者，也有其不了解乃至不懂的其他艺术门类的专业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组织权威的、齐备的、有社会责任感的顾问班子或许是帮助文化官员决策施政的有效之举。或者，对一些重大的项目，采取公示性质的方式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也是应该的。毕竟，官员手中的公共资源是公共的，是全体国民全体纳税人的，连官员手中的权力理论上也是人民给的。广泛听取专家与群众的意见，是避免公共资源浪费乃至惊人破坏的好办法。例如，某城市政府花近三千万去弄了个双年展，竟然遭受几乎整个城市艺术家的集体抵制，大家拒绝出席与参与。如果决策之前若能集思广益，我们肯定能避免许多错误。

近年来，中国美术界花大钱办大事，因其能坚定正确立场、把握正确方向，一些重大美术项目也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如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所以能打破“双年展”的 “国际”“当代艺术”套路，打破对装置、波普、观念、影像艺术等“当代艺术”的迷信，在人类古老而弥新的架上绘画、架上雕塑方面组织国际性展览，就显示出中国作为国家行为的大型国际展览的独立、独特、自主和自信。赢得世界上近百个参展国画家们的一致称赞，把中国称为“为当今世界绘画扛大旗的国家”。这与展览策展班子的专业水准与社会责任感直接相关。这次由中国文联、文化部、财政部发起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是由国家拨巨资，在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上一次重大的国家性质的美术创作活动。这肯定是在大国崛起的时候一种增进民族自信、提高民族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活动。就地方而言，“百家金陵画展”是值得称赞的文化创举。在全国一片打造画派的迷狂风气之中，江苏省却以面向全国的“百家金陵画展”，以江苏一省之力，打造出一个全国性的著名文化品牌。该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文化厅联合举办。“百家金陵画展”每年轮流举办国画与油画展，年年办展，从2005年至今已办6届。尽管该展览由江苏省出钱出力，但江苏省却从未局限于推出本省的美术家，而是面向全国的画家。其举办也是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评委也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委派。该展已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美术推出精品力作、展示艺术家才华、发现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成为由地方策划而具有全国性质的、中国美术界公认的当代美术品牌。你看，同样是打造文化品牌，江苏省领导的眼光确实不同凡响。江苏省立足地方，着手的却是全国。最近又在法国卢浮宫举办“百家金陵画展·法国展”， 举办“百家金陵中外学者高峰论坛”，讨论现实主义创作及中国美术推向世界等普遍而重大的议题。我与展览组织者谈及“百家金陵画展”前途时，组织者自信地说，“百家金陵画展”别人接不过去。的确，尽管能出此财力的省、市、区不是没有，但有此突破地域局限之宏阔眼光者，却的确不多见。同样在出钱做事，江苏不言其派而文化大省之地位早已不言而喻，其关键就在胸襟与见识。

看来，在对美术规律的把握与公共资源的运用上，我们的文化艺术管理者需要了解，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很多。

作者简介

林木：四川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国家近现代美术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