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千

偶读贵报今年11月17日所刊《寻找那些被历史湮没的上海美专人》一文，见该文中提及我的祖父沈逸千。随后，又在11月19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稿《恰同学年少》里，看到上海市档案馆选编的上海美专同学录集萃中有祖父其人其画，倍感亲切。时值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之际，笔者更是不能停止怀念。

我的祖父沈逸千（1908-1944）曾被刘海粟先生誉为“画坛怪杰”。

光绪三十三年腊月临近“大寒”节气的一天子夜时分，我祖父降生于江南古镇嘉定。他原名承谔，但他在成年后因敬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故仿效“逸仙”谐音易名为“逸千”。

说来也巧，祖父不仅属相为羊，而且被视为“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的领头羊”。1932年，他刚从上海美专毕业之后不久，就参加了由当时国内有识之士组成的“陕西实业考察团”西行。此后，又相继畅游了内蒙古草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乃至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遂成为历史上与徐悲鸿先生并驾齐驱的画马名家。

我祖父又是史载与赵望云相提并论的《大公报》写生记者，该报当年不但连载过他们的旅行写生画，还分别为他们出版过画集。记得画家方成先生曾撰文回忆道：“提起旅行报道画，就想起已故画家沈逸千和赵望云。他们是报馆特约的画家，把旅行所到之处的景物画下来，登在报纸上，引起读者很大兴趣。”

在美术界有目共睹的是，我祖父乃是屈指可数的中国画现实主义画风之先行者，他为后继者铺平了前进的道路，顺理成章地被朱金楼先生（原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彩墨画系主任、浙江美院教授）尊为“奠定后来新中国画基础的杰出先驱者之一”。对此，美术史论家邓福星先生在世纪之交又有进一步的论述：“高剑父、刘奎龄、徐悲鸿以及赵望云、蒋兆和、沈逸千等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成为后来写实中国画的先驱。……中国画的写实派先驱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在开创着一个新兴的画派。这一画派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画坛上独领风骚。” 而随着美术史研究的深入，《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的作者、中国美术馆研究人员裔萼则在2002年8月28日给我的信中写道：“您的祖父沈逸千先生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著名的人物画家，他是我所研究的课题中不能回避的一位重要画家。”

2001年，祖父遗作《鄂尔多斯游牧记》入选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联袂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展”，并编入画册《百年中国画》。其遗作《神枪手》被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在2005年，又参加了上海美术馆推出的“永恒的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京沪美术联展”。2012年，他既有《神枪手》等8幅遗作在中国文联、中国美术馆等举办的“浩瀚草原·中国美术作品展”中亮相，又有2幅原作《风雪途中》和《妈妈不在家》出现于正在中华艺术宫面世的“不息的变动·上海美专建校100周年纪念展”。观众在我祖父的画前，会发现历史在他所绘的画面中定格。

此外，我祖父还有一些助人为乐的佳话。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他不愿躲在后方坐视前方战报，便奔赴战地工作，跻身成为《良友画报》的战地记者。他在北平西郊和保定、石家庄均有停留，挥笔画下了中国军队击毁的第一辆日本军车和俘获的第一匹东洋军马。随后，又亲历了太原保卫战，到过雁门关、平型关和五台山等地，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途中，路遇时任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摄影助理的徐肖冰，便接纳这位比自己年纪小的艺术青年与之结伴而行。解放后，徐肖冰担任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回忆起这段往事，他便想起这位待己亲如兄弟的已故画家。

年逾九旬的老画家常秀峰先生年轻时曾欲逃往苏联，但在边境线上受阻被捕，1940年被押解回四川。他在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大队一边服刑，一边当地勤机械师，终于在一次住院治疗期间逃出军营，在我祖父的资助下离开成都，抵达乐山乌尤寺。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发布的通缉令，我祖父替他改名“秀峰”，与“袖风”谐音，有“两袖清风”之意。常秀峰92岁时谈及此事，说到我祖父扼腕叹惜：“他救我于虎口，自己却被虎吞噬。他去世时年仅36岁！”

今撰此文，聊表纪念之情，以慰我祖父的英灵。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