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布的社会批评文章要多一些，一些读者朋友颇觉不适应，有些读者担心我是不是从艺术市场的研究有了转型。其实不然，实际上我的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以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为基础的,它们是我批评的学理和逻辑基础。从政治学逻辑上看，一切学科都是政治学，至少在中国如此，特别是当下。从目前高层换届的政治温度判断，至少还有几个月可以肆无忌惮发表言论的机会，抓紧这几个月来启民智是很有意义的，不能像很多书斋中的学者走不出故纸堆而对社会现象噤若寒蝉。作为一介书生，完成一个学人在书斋外的自我实现尤为重要，即使我知道有些党员朋友一贯善于秋后算账或者“事后扫黄”！
本文谈到了鲁迅和胡适，从很多学者的论述上看，到了21世纪，胡适的威望不断被抬高。我认为在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上，符合目前政党的政治需要也符合很多“成功”学者的利益诉求，而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角度而言，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开始。胡适的一生，就是从启蒙知识分子到一般学者再到延臣的一生，这个过程是当今中国大部分学者追求的成功学，特别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圈，从边缘到主流，从前卫到学院，从穷困潦倒到腰缠万贯……最终他们开始向主流权贵靠拢并成为其中一员！昔日的热血青年变成如今世故圆滑的江湖袍哥，这不能不说是悲哀，无论是站在国民性还是国体性的角度，都让人无法释怀！
改善国民性，从梁启超到鲁迅
从“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再到“小悦悦”事件，对国民性的讨论再次被聚焦。事实上民国以降，对国民性和国体性的因果关系就已争论百年，从鲁迅到胡适，这个话题从未休止。直到今天，甚至紧迫性尤甚。说的白话一点国民性就是国民素质，国体性就是政治体制。具有代表性的争论焦点无非就是国民素质低下，能不能享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所谓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很多，而且鲁迅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所谓国民性如此而国体何求！因而鲁迅一生奋笔疾书呼吁改善国民性，即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素质。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①鲁迅说这个话有一个事实依据，就是在鲁迅时代满清变成民国，专制变为共和，但最终也无甚起色一切照旧，在鲁迅眼里专制和共和俱属于制度是招牌是形式，而国民性则成了内容，逻辑关系就是内容决定形式。
鲁迅先生奋笔疾书的一生并没有对举国上下的国民性有丝毫改善，到了今日，世风竟日渐下作不堪入目了！这自然和专制的政府相关，因为历史中的专制无不依赖谎言来左右舆论维护其统治，所以对言论控制和对媒体监管自然也是专制的“第一要著”。篡改历史、编故事、塑造权威、宣传偶像……就是专制的主流文化，当然把假话、空话连续说几十年最终竟然成了标准的官方语言倒也是中华之特色，至于唱红歌，那是自然要上演的节目了。然而到了“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再到“小悦悦”事件，媒体代表国民则定性是2007年南京徐老太事件经法院审判后留下的阴影，主审法官的逻辑“如果不是你撞得，你为什么要扶”。同样还有无数个交通执法案例，比如上海私家车主帮助“胃病病人”被交通执法钓鱼，车主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交警却质问“他胃痛关你什么事？”此后广东、湖北也都爆出类似的事情……此后众人见到谁倒下再也无人敢扶，害怕中了什么圈套而道路以目了。于是，这些案例被如今攻击鲁迅的人当成重要的武器，认为这和国民性无关而是由国体性造成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觉得自己占据独特的视角拥有了反扑鲁迅平反胡适的机会，实则并不尽然，比如法官的逻辑“如果不是你撞得，你为什么要扶”终究不是判案的依据，对案件的审理还是要根据法律条款和证据的举证，判决自然不能根据什么逻辑推断了。而交警也不能依据“他胃痛关你什么事？”开具罚单，最终还要看你违背了那一条交通法规才可以。如果真的到了法官和交警判断事件的依据是“如果不是你撞得，你为什么要扶”和“他胃痛关你什么事？”，那我们此时断然是不能再进行什么国体性和国民性的辩论了，而是要回到中国人要不要剪掉辫子才更为合适。散布这些缺少基本法律常识的人，往往非常崇尚“法外施恩”，如此看来这也可以成为国民性缺位的又一证据了。
诚然到了今天，无需一定要把国民性和国体性对立起来，一个不敢与人为善的社会生态的出现，必然是国民性和国体性同时出了问题，也是价值观出了问题。其实鲁迅批判国民素质不高并不是完全拒绝认同国体价值，而是认为彼此相互成就，只不过鲁迅认为国民性更为重要罢了。开创国民性话语在历史上并非从鲁迅开始，而是从清末的梁启超开始的。自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对戊戌维新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从性质上看戊戌维新属于制度变革，其失败的原因是多重的，而梁启超则把其中“民智不开才导致制度不举”看成重要的社会原因。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正处于对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大讨论时期，这个对梁启超有着深刻的启发。此时的梁启超一边批判国民的缺陷，一边则强调“新民”。在1902年《新民说》第二节“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写道“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岂非来自民间者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国势将倾，没有比启民德、开民智、强民力更为重要。梁启超进而得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所以从对待国民性这个角度看鲁迅，鲁迅无疑就是梁启超的延续，比如在《华盖集.通讯》中说道“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受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从这些语言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鲁迅的深刻影响。1922年出版小说集《呐喊》，鲁迅在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梁启超的“新民”在鲁迅这里换成了“立人”，“第一急务”成了“第一要著”。所以从逻辑上，鲁迅和梁启超的共同点就是认为国民性优先于国体性。
当然鲁迅这个观点也曾被专制者利用，说国民素质低下不合适采用民治，太过民主则容易出乱子，实际上在我看来最大的乱子莫过于推翻专制罢了。当蒋介石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党国”，党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我一直无法理解如何进行国体的改革，无关痛痒的改革无异于隔靴搔痒，而有价值的改革岂不是非要革了党的专制的命。专制的党经常说亡党亡国，言下之意党和国是一体的，其实亡几个党对于国家来说是无甚大碍的，倒是让那几个独裁贪污的党员政客不知去处了。其实呼吁国体性也好，改革论也罢，无非就是希望能在专制的人群中突然教育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来一个天鹅绒运动，在谈笑间把专制灰飞烟灭！这个当然好，因为大家固然没有抛头颅洒热血革命的瘾而非要弄死几个人以示决绝。然而还是要回到国民性的话题上，中国人自古推崇要做人上人，意思就是能在别人头上拉屎撒尿方显成功，这种价值观入骨之深难以治愈。你又如何让这处于独裁专制、感觉甚好的贪官污吏主动交权，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中国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终于熬到社会主义，却不过是龙袍换成了西装，独裁专制却是照旧的。过去皇帝世袭靠的是血脉姻缘如今靠的是一党内部轮流做庄，昔日玩的是谱系现在就是帮派了，至于当政期间把国家搞得如何一地鸡毛是没人追究的，中国少政治家而多政客，这政客则没有政治理想只有物欲淫威的追求，所以贪污、裸官乃至官员外逃的丑闻不绝于耳。
所以我是不相信改革能把专制和独裁改掉的，比如朝鲜，你不革命不玩狠的金家是不会把政权拱手相让的，而国民性差的国家纵然革命不断也了无新意，不过是把独裁的玉玺换个姓罢了，本性如故。所以最终决定国体性的还是国民性。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
有些人认为徐子林就会骂人，把很多人骂的抬不起头，比如像在798艺术区闹事的文化流氓徐勇，他的“时态空间”在租约期内享受了物业给予的优惠条件（超越合同条款的优惠，比如房租减半），租约期结束后在没有续签租赁协议、没付钱的情况下对场地继续使用11个月，最后被物业赶走了。这种情况下徐勇还打着文化理想的大旗闹事，企图搅混水搏得舆论同情，这是典型的暴民。徐勇的暴民特征在于单方面的趋利和趋势，首先徐勇强调物业断电断水是违法的并且不尊重人权，但是徐勇不强调自己在没有付费、没有续签租赁合同的行为本身就是非法侵占，这种行为是侵犯他人权利在先。其二是徐勇在无权出租的情况下擅自将场地短期租给他人使用，已经构成合同诈骗。当事情败露之后徐勇却企图把焦点转移到所谓的在十八大期间会造成不良影响、毁坏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等等……其实抛开那些虚浮的障眼法，只需回到契约本身，就会明白徐勇之流不仅可耻而且还装成受害者四处煽动。
所以当徐勇召集798艺术区的部分租户来企图形成联盟的时候，出现了无法统一的局面，这是因为大家的利益点和诉求点不一致造成的，比如对房租的高低的承受能力各不相同，有的经营不善面临亏损即使不付房租也无法维续，而有些租户本身已经拖欠房租很久了。特别重要的是园区中的大客户几乎没有参加，而所谓的大腕艺术家也没参加！所以这些问题当然就需要讨论国民性了，但是仅仅讨论国民性是不够的，还要看清解决798艺术区的根性所在，即国体性，因为文化理想和公共艺术和城区规划等等公共事务，我们需要寻找政府来解决，这个不是企业的任务自然也不是七星集团要担当的。所以798艺术区租户联盟针对的对象必须是政府，只有找准了目标才有联盟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继续深挖，沿着国体性讨论，即制度。
未完待续
徐子林于上海三林滨江
2012年11月25日
①1925年3月31日，鲁迅写个许广平的信。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