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勇 花仙子 144x72cm 2011
从卸下“黑领巾”开始，曾健勇的“大队长”开始漫无目的的出走，沉默少年的“迷茫”和“无助”一再陷入一种无法言语的处境，沉重的“黑色”负担一度影响着“少年”关于成长的梦想。如果说曾健勇的“少年”是当下成年人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意味着中国版本的“童年”所承当的不应有的“负重”与其环境的“抑郁情结”。这俨然是成年人的“少年肖像”，只有经历过的酸楚才能够被记忆整理，细节的精彩之处在于“少年”独处的每一个角落，画面的道具似乎也都被冠上一层忧伤的情绪，不情愿地述说着种种莫名的烦恼纠结，于是“少年”也开始了有很多“失眠”的时刻。
绘画的形式已经纯粹是一种记录的手段，篇幅就是日记，就像先前那〈寻找卡夫卡〉的莫名情绪。“小碎花”、“格子衫”、“短袜子”、“猫”，或是自身的“迷离”一度无法释怀自身的困惑，每当有这样情绪的时候，片段嘎然而止，永远的凝固在草宣脆弱的纤维中，成了童年的记忆，娇娆着什么。这情结是健勇的布局，在〈书+道〉展览上我就曾断言，健勇将成为视觉印象里最精彩的少年专家。“失眠”绝不是一时的，似乎更多倾向于弗洛依德关于“虚假记忆综合症”的理解，在过多“受害者文化”（culture of victimhood）侵袭自身的时候，这份敏感和脆弱终将呈现。这种视觉情绪大众化的扩张在宫崎俊的漫画中能够找到相同的色彩，《千与千寻》的忧伤格调恰恰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背景和处理方式。“少年”的困惑，是整整一代的价值困惑，如此来看在卸下“黑领巾”之后的“困惑”也是必然的。这也是这些年来批评家们所持续关注曾健勇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艺术家，也不是迷恋一种符号顽固到底的平面艺术家，他在以研究者的色彩介入到新的视觉解说中，多了很多关于气场应用的方式，或许这种方式区别于唐志冈的剧场角色，多了一些像刘野画面里的宁静与沉思。但这并不影响“少年”自身的困惑，这“困惑”是80年代以后关于“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余音的追思。是记忆毫不吝惜的给予，曾健勇卡通情绪的给予。
如果用“童话的负担”来隐喻时代自身的脆弱和谎言，那么关于“童话的色彩”一定是增加记忆共鸣的润滑济，快感的升华一定是和痛苦一并迸发的。所以日本人把死亡的最高境界演义成类似〈失乐园〉的“做到死”。而曾健勇的卡通，永远不会有村上隆的自由飞行，也不会存在类似松浦浩之的轻松的设计，更多的，是关于“中国少年”负重下的成长，及与生俱来的情感负担。这份成长里温柔和力量、困惑和失落，或许更能让当代中国的成年人浮起更多会心的微笑，与莫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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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