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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晨晓，出身中国名门，多年前移居新西兰，是当地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新西兰艺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被誉为“多元文化传播者和具有国际视野艺术家”。离开祖国26年后，晨晓首次回国办展，2012年12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晨晓的色彩世界”，将拉开他全国大型巡回展的序幕，此次巡展预计历时4年，历经24个城市。
采访：赵力
赵=赵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晨=晨晓
赵：据我所知您出身名门，这与您后来走上艺术道路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具体给我们讲讲您的家庭背景吗？
晨：根据家谱记载为朱熹后代，是浙江的丝绸世家，书香门第。家里的前辈当时全部在日本留学，学习蚕桑养殖和制丝技术，回国后有了自己的蚕种场和丝织厂。后来父辈们为了搞实业救国还办了蚕桑讲习所和蚕桑学校，后来演变发展成为现今的浙江理工大学。我叔辈和表兄众里在书画方面有较高造诣者众多，我学画多少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正好赶上文革，动荡中没有机会读书，初中毕业我就被迫辍学了，回家自学绘画，由于我家是书香世家，有着万卷藏书，其中不乏经典古籍和画册，众多前辈、表兄是我的良师益友，家里可有的是老师，所以我自讽为“学无常师”。后来恢复了高考后，但因为我有天生的色彩障碍，最终也没能进入美术学院，但是已经走上了艺术之路。
赵：江浙地区以人文水墨为主，为什么当时您没有考虑水墨创作，而是选择了西方的油画？您在中国时也经历了“85新潮”，您那时对当代艺术有何感受？
晨：这跟我的家族有很大关系。我们家虽是个老家族，家中古籍古画收藏很多，但当时我们家还是非常洋化的，因为父辈们大都出国留学过，他们在国外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和思想。我从小就受父辈们的思想和西方绘画影响。后来我去了美术培训班学习素描、水彩，在那里我认识了张培力和吴山专，后来又经历了“85新潮”。其实当时是非常盲目的，对当代艺术的概念很模糊。当时我并没有太多想法，自己又没进过美术学院，就很跟风地学别人，莫名其妙地就卷了进来。
赵：和您经常在一起的人都纷纷考上了美术学院，换句话讲，您逐渐在这个队伍中被边缘化，当时您是什么样的心态？这应该也是你最终选择出国的主要原因吧？
晨：那时候真的很尴尬，感觉也很受排挤，有时大家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他们后来在美院开始读书了，我就开始全国流荡，“师从万家”。当他们毕业了开始参加画展时，我也回来了，后来参加了浙江省的许多画展，并在1983-1986年间参加了全国美展、全国青年美展，我还记得当时入选全国美展的画是《路在他们脚下延伸》《天上并非只有白云》，《国旗在心中升起》入选了全国体育美展。在浙江我的一组《牛仔裤市场》参加了张培力、耿建一在杭州举办的“85新空间画展”。虽然在艺术上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但是总感觉我依然站在队伍之外，慢慢地想要离开，正好又赶上出国潮，所以觉得出国是最好的选择。这一走就是整整26年，最近的15年都沒回来过，几乎断了所有的联系。
赵：澳洲、新西兰艺术作为西方艺术体系的分支，应该与国内的艺术氛围差别很大。初到澳洲时，您有何感受？
晨：感触还是很大的。1986年我刚到澳大利亚，虽然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是生活很艰难，为了生存要拼命赚钱，虽然也经常会看看画展，但那不是最主要的。最初的两年，我在悉尼歌剧院街头画肖像，后来那里的管理越来越严，画肖像画的也特别多，竞争很利害，我就想到别的地方寻找机会。1988年我到了新西兰，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新移民首先要先把自己的生活安置好，才能搞艺术，不是想当艺术家就能当艺术家的。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艺术根本无从谈起。另外就是必须转变你的思维方式，讲他们所讲的话(精神语言)，才能谈艺术、搞艺术。所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我的生活品质，同时在这期间中要尽快转变我思维和审美习惯。90年代初期，我一边画画，一边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很快我就有了一些积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都有了保障，并且拿到了新西兰的护照。而后我就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去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想看看世界的艺术中心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认为美国是当代艺术的发源地，也有很多朋友都在纽约，我就投奔他们去了。但是到了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生活得很不容易，许多人怀着当大画家的梦在苦苦挣扎，大多数的中国艺术家生活非常艰辛，所有人都在挣扎，很多人因为撑不下去放弃了艺术创作，真的很无奈。我想我还是回新西兰当一个小画家吧，寄情于新西兰的山水花鸟之中。
赵：很多中国艺术家到了国外都是“水土不服”的，而您的画却在新西兰广被接受，他们能读懂你的画。你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西方世界里寻找到他们的艺术语言，并和他们对话的？
晨：这应该和我自己的出身和个人经历有一些关系吧。我在国外能发展起来，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国内没有上过现实主义艺术教育这一课，我从小一开始就看家中收藏的众多古籍、画谱，接受了比较多中国传统书画作品的影响，受中国文人画精神的熏陶，比较注重绘画中的形式语言和中国书画作品中“意”和“气”，这与西方现代主义之后的潮流主张比较吻合。我很看重艺术的纯粹性、单纯性，我尤其喜欢画那些无主题的、纯粹的东西，我希望带给观众纯粹美的享受和愉快的心情。很多中国艺术家强调艺术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即使移居或留学到了国外也是一样的观点，结果永远敲不开西方画廊的门。张艺谋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另外一些唯美主义影片如《无极》《满城尽是黄金甲》虽然在国内很多人都说看不懂，主题、思想均不明确，但是外国人却非常喜欢。我想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吧！所以我的绘画语言在西方社会反而是“歪打正着”了。
赵：如果说您找到了所谓对接西方文化的桥梁，那您认为西方人眼中的审美取向具体是什么样的？我记得马蒂斯说过“艺术就像一把安乐椅”，你是想把这样的艺术情感传达给大家吗？
晨：我认为西方世界里普遍意义上的审美‘我们不谈金字塔尖上那部分’，他们非常看重艺术的形式感，看重色彩、构图、艺术的纯粹性。他们讲求色彩的感染性，色彩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而且西方画家都追求的是一个普遍性，为大众画画，现代西方人需要的是阳光、海滩、面包，如果太观念、太具思想性，他们反而不太接受。他们希望在家里享受轻松愉快的生活，不希望将一个很严肃的主题性绘画作品挂在家里，白天在公司已经够累了，回到家又要解答、探索挂在墙上的艺术问题(哈哈)。我并非要成为大画家，非要处在金字塔的尖端，当然这种所谓的精英艺术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地位。但我觉得“普遍性”很重要，所以我还是画我自己喜欢的画，画大众喜欢的画，做一个为大众接受的小画家。
赵：在您的画面里确实感到了强烈的形式感，除了刚才谈到的色彩，还有就是画面结构的重要性。在您的作品里，依稀可以辨认出房子、山、树这样较为具象的物体，为什么您没有完全走到抽象，是考虑到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吗？
晨：我个人认为艺术是需要加工和提炼的，我喜欢将我描绘的对象做变形处理，在似与不似之间进行唯美表现。我的这种表达方式，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恰好比较符合当代西方人普遍的审美喜好。另外就是我先天的视觉感受，我的色彩将新西兰的那种透明纯净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画面上充满愉悦的心情和强大的感染力、亲和力，正吻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我另一座右铭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生活充满阳光。正好和新西兰人的阳光、海滩、奶油、面包的精神哲学融为一体。我想我能进入新西兰的主流绘画系统，可能与此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些年我慢慢地发现我的画中充满中国文人画精神，越来越多的中国意味。我想这和西方社会的唯心主义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赵：您的艺术在新西兰已经独树一帜，您的这种变化会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新西兰人的审美趣味，带动起一场新的艺术潮流？您觉得他们是否能接受您创作上的这种中国趣味？
晨：当我的名气某种意义上大于我的作品时，如果我有新的艺术精神出现，我想他们是会接受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来了，在我后期作品带有强烈的中国意味和西方唯心主义精神结合时，他们一耸肩膀说，这是“晨氏表现主义”。有一段时间，我在艺术问题上很迷惑，我向我的导师著名艺术评论家Warwick Brown提出一个怪问题，他说：“你还要提这么幼稚的问题？你已经引导了人们视觉的新潮流了，人们现在是跟着你的感觉走了。”
赵：作为一个在异国打拼了这么多年的艺术家，你很了解西方人的想法，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同时，你也很清楚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清楚传统的东方式价值观。你作为一个复合体，承载着很多西方和中国的东西。你觉得在你身上，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交融，还是一种冲突？
晨：我认为我将两者结合得还是很好的，是一种交融的关系。我很清楚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认为中国1949年前文人画精神与西方现代绘画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绘画材料不同而已。由于近代中国受前苏联现实主义艺术教育的影响，走上了是现实主义绘画艺术之路。而西方现代社会普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恰恰与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孔孟之道不谋而合。这非常有意思，我了解到这点，并且希望将中西方的差异和共通，在我画面上得到精神上的统一。
赵：你12月底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这是你26年之后重返祖国的第一次个展。可以说这是你在海外多年创作的成果展示。你的绘画很符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你觉得中国人会接受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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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对于这次展览，我其实非常紧张，正好比张艺谋的电影一样，我不确定国人是否会喜欢，当然我相信一段时间后大家能喜欢我的画，因为我是为大众画画的，我找到了一种“普遍性”。我是一个传播者，传播着“对世界之爱，生活是美丽的”。无论如何，我没有后顾之忧，我相信中国会接受我的。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