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
记者：关于两次“晒太阳”活动的组织，你们最初的创意是如何产生的？
郭海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人被压抑的精神得到空前释放，再加上西方各种现代艺术和哲学思想的进入，使大家的思想都非常活跃，那时，每个年青人似乎都成了诗人、艺术家，大家就像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特别激动和兴奋。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各种流派都有门槛，很多年轻人的作品得不到展出和交流，这时我们想到以“晒太阳”这种自由开放的展览形式交流，“晒太阳”艺术活动向所有人开放，展示作品的形式也没有任何限制。那是一次自发组织的艺术活动。在“晒太阳”中大家跨越艺术门派之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障碍，艺术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特别的自由和温暖。
记者：对比86年和02年两次“晒太阳”活动，您认为活动的背景和关注的问题有什么承续性，又有什么不同？
郭海平：2002年之所以又想到“晒太阳”是因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让我们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我们希望通过“晒太阳”来找回那个失去的自由精神。从1986到2002，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从极端的精神化迅速转向极瑞的物质化，面对难以适应的物质化社会，我们开始怀念那个精神化的社会，而在2002年重新策划“晒太阳”活动，其实就是一种纪念或怀念，不过我们也明白2002年的“晒太阳”应当是一次绝唱，以后不会再有了，因为大家都变得世俗化了，而世俗化的原因我认为是大环境的变化，大环境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了，还有一个与大家年龄增长也有可能有关，年龄大了血性减少了，变得越来越现实和世俗。
两次的社会影响都比较大，都受到政府的干预。1986年社会上有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追求个人自由，这种追求被压制下去后，个人就会显得无力。进入21世纪之后，商业的诱惑和意识形态的压制使得艺术家彻底崩溃，南京的艺术家也受到了影响。2002年之后南京艺术家追求自由的心情又放开了，2002年是一个转折点，而“晒太阳”就像回光返照一样，我觉得以后类似的集体行动很难再有了，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属于自己个人发展的方向。
记者：关于您的“病”系列作品的立意以及相关想法，您认为个人的特殊经验与当代艺术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郭海平：之所以关注“病”，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病”来突破我们现有文化艺术经验的阻碍，让艺术直接关心当下具体的生命。“病”与所有人和各种学科都有直接的联系，它是一种超越文化经验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人生命的危机和现代文明的危机。在关注“病”主题的这么多年实践中，我发现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许多问题。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和抑制真实的内心世界，结果是越回避、越压抑、越阴暗、越扭曲。我希望通过不断深入研究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病”来揭示中国人和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走出疾病的折磨，但中国人有讳疾忌医的文化传统，所以我做的这一切常常让很多人反感，但我相信，最终大家一定会理解我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以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实现艺术对现实的介入？
郭海平：半坡村6年让我深刻的感觉到中国艺术和艺术家存在一些问题，如艺术在中国公众心目中还是一个比较远的对象，而中国艺术家似乎很陶醉于自己小圈子的世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局面，虽然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能做多少，但向这个方向努力是确定无疑的。这是一开始我就确认无疑的：一个艺术家应争取做到独立和开放，当代艺术家就更是如此，我们看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普遍缺少的就是“独立”和“开放”，看到多数是“继承”、“模仿”和“自我陶醉”。其实独立与开放是相铺相成的，没有独立就不可能有创造，也不可能敢放开，没有开放也不可能有独立，因为独立必须在开放中得到验证。你讲的社会实践其实是最能检验一个人是否具有独立与开放的品质。中国传统艺术是无所谓独立与开放的，因为那是闭门造车、自恋、手淫，当代艺术则必须做到独立与开放，这也是我对中国当代艺术优劣判断的基本标准。所以近十年我一直强调与社会互动，只有在开放的互动中才能更清晰的找到自我并使自己强健起来，只有在开放的互动中才能不断拓展自己和他人的精神世界。我相信中国优秀的当代艺术家一定不是关闭在画室和书斋里自我陶醉的弱者。
记者：为什么会以对精神病人这个群体进行关注来进行社会介入？
郭海平：实际上在做艺术的人当中都有这种经历，你欣赏的艺术家尤其是国外的艺术家，包括诗人，艺术家，作家等多数人都精神上有问题，没有精神问题还需要艺术吗？但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对精神疾病和潜意识还不了解，对艺术和非理性以及疯癫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无知，所以我希望通过一系列努力来打开中国人通向非理性的门，让中国人获得更广阔的精神空间，我认为不解放人的这一精神领域，就不可能有人的精神自由，更不可能有艺术的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必须深入到精神病人这个群体中间，第一次看到他们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我的大脑有一种短路的体验，先是一片空白，然后是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过去我们总是生活在经验世界里，日子久了必然会感到厌倦和压抑。我现在做的就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经验之外的世界，一个广阔的自由世界。艺术实际上就应当是拓展人精神空间的一种方式，如何拓展？精神病人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我们在关怀他们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获得了关爱，这就是我常说的“互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获得对经验文化的超越和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在这些超越中我们有望获得治疗和拯救。
记者：您是南京的第一家当代艺术集散地“半坡村咖啡馆”的创始人，您在那个时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郭海平：我一直注重文化的公共性。在我过去阅读的书籍中咖啡馆从来都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聚集的场所，萨特、卡夫卡、凡高他们的生活好像都离不开咖啡馆，似乎只有在咖啡馆里人的七情六欲和思想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我本来和艺术家就比较熟，可以说那些年来，国内外的艺术家只要到南京，尤其是具前卫实验性的艺术家和作家诗人就一定会到“半坡村”，也许是自己越来越贪婪，我开始对这些前卫艺术家们感到不满，也就是说能让我感到兴奋的时刻越来越少，2002年策划的“晒太阳”是我在“半坡村”做的最后一个活动，之后我就去做自己的艺术了，相比之下，我发现精神病院却离我的精神家园更近，精神病人的坦诚开放和随心所欲更让我痴迷。 现在再回头看半坡村里的艺术家们，都太正常了。
记者：谈谈关于南京当代艺术的历史，现存生态和展望？
郭海平：与其它城市艺术家相比，我一直认为南京艺术家关注最多的还是人性，这与北京偏重政治和上海偏重经济有较大区别。但问题是南京大多数艺术家关注的人性并没有超越我们传统的经验，而且都偏被动和消极，没什么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与这些艺术家过于迷恋传统文化经验相关，比如特别注重传统文化修养，特别推崇中国文人气质。在我看来那些传统文化修养和气质反映的都是人精神衰弱的景象，当然，对于同命相连的人而言也许会因为遇到知己而不再孤独，并让自己获得一些安慰。
南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镇，但这是历史，如何成为今天的文化重镇，在我看来南京艺术家必须减少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依赖，并尽快跨越传统的那些障碍。要想实现这种跨越，我认为应当努力做到独立与开放，只有独立才有可能不依赖，只有开放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互动。
南京的艺术生态具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南京人更安静，更容易反思自己和自己的历史，也更容易静观当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变化。但弱点是由于反思和静观过度却很容易滋生堕性和丧失创造力，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恰恰有太多的问题有待于艺术家们去改变。欲改变这一困境，我个人的体会是突破艺术专业和艺术家圈子的界线，让艺术回到人的生命和现实生活中去，从生命和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创造的动力，而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那些书本和经验，因为在现存的书本和经验中我们不可找到解决我们当下现实问题的答案。当然，我这里指的是中国当代艺术。
选自顾丞峰主编《困顿与延伸：从南京出发1985一2012》，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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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