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春晓:“历史”,仅是一种“描述” 2013-01-05 10:52:40 来源:艺术时代 作者:杭春晓
胡适称“历史就像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时,很多人不以为然,并义愤填膺。为何?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神圣“事实”,不容“戏谑”。然而,胡适因此被责难,却很冤枉,因为,他根本没说过这句话。

杭春晓

胡适称“历史就像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时,很多人不以为然,并义愤填膺。为何?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神圣“事实”,不容“戏谑”。然而,胡适因此被责难,却很冤枉,因为,他根本没说过这句话。那些义愤填膺的人们,着实上了“事实”的当—他们愤然捍卫“历史作为真实”的教义时,他们认为“真实”的“敌人”却是虚构。“小姑娘”在胡适口中,并不指向“历史”,而指“实在”,是介绍实验主义哲学时打的比方:“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1于是,所有义正言辞批判胡适的人,在捍卫信仰的同时,却身陷充满悖论的陷阱—他们所反对的“观点”,恰是他们“反对行为”产生的基点。

因为胡适这个“小姑娘”,也是经过后人“装扮”才成为“批判”对象。其中,最著名的“装扮”是1955年冯友兰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的“战斗檄文”—《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中有论云:“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2自此,胡适成为“历史求真论”批判的靶心。当然,经此解释,有人又会义正言辞地为胡适“平反”,并将批判转向冯友兰,给他戴上一顶“栽赃嫁祸”的帽子。

“事实”果真如此?冯友兰的“栽赃”与胡适没有丝毫关系吗?情况并非如此“非黑即白”。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先验存在的真实,就可以将之置换胡适口中的“实在”,就可以将之理解为可以被装扮的小姑娘。就此而言,冯友兰的“发挥”绝非“栽赃”,而是“历史求真论”思想的合理演绎,抑或“描述”。他之所以如此发挥,也仅是因为和后来批判胡适的人一样,具有认知论的共同信仰—历史求真。至此,显然的悖论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先验真实,胡适的话就是我们批判的对象,但胡适确实没有这种表述。

一个没有“被表述”的胡适,却成为显性的批判对象。原因何在?仅取决于以怎样的认知原则面对他。如此结果,恐怕是所有“栽赃”、“批判”胡适的人始料未及的“荒诞”。更有趣的还在于,一个诡异逻辑隐藏其后:首先,胡适并没有说过历史的装扮问题不能构成批判对象;其次,“栽赃”胡适的人,亦非空穴来风,而是自己认知论的合理推演;最后,“批判”胡适的人,要么面对没有“过错”的“批判对象”,要么面对被虚构的有着“过错”的“批判对象”。多么具有戏剧色彩的逻辑—“批判对象”并非“对象”本身,而是我们自己丈量的结果。正如用“历史求真论”去量,“没有说过的话”就合理地成为“批判对象”,因为这把尺子可以重新描述“胡适”。但是,当我们用自己的尺子重新表述“胡适”的时候,这把尺子还是不是我们原先认为的尺子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非身陷其中的人孰是孰非。应该说,这个充满纠结的争论中,所有人都没有错,因为他们的判断源于自身的认知逻辑,可以得到表述的合理推演。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纠结?

答案,不在判断结果,而在判断前提—我们认为历史是先验存在的真实,而历史学就是对于这种真实的揭示。只要出现这一前提,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批判”胡适的悖论,身陷纠结。而消解这一纠结的唯一通道在于:悬置历史的先验真实,承认历史仅作为描述状态的显现。

注释:

1、《实验主义》,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号。

2、《胡适思想批判》第6辑,三联书店,195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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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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