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培根在伦敦巴特西画室。英国摄影师道格拉斯·格拉斯摄。
《纪念乔治·戴尔的三联画》
很多人认可弗兰西斯·培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具象画家，而那些未被其流畅笔触和丰富配色征服的人也许会给他贴上“堕落的怪物”或“20世纪灵魂暗面”之类的标签。岁末年初，这位已故英国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在澳大利亚举行。从中观众可以看到，随着他的人生进入不同阶段，他的技术如何发展，主题内容如何变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生都记录在作品中。”
英国最富有的艺术家达明·赫斯特，在钻石头骨和鲨鱼尸体卖出高价之后，斥巨资收入弗兰西斯·培根的5幅作品，作为自己的收藏。俄罗斯巨富、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卡塔尔王室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老板同样对培根趋之若鹜，他们甚至愿意支付8600万美元将他具有惊悚美感的作品挂在墙上。
他们都对孤独、扭曲的形象感同身受吗？他们也与培根的孤独、焦虑、尖叫的教皇心灵相通吗？
弗兰西斯·培根（1909-1992）无疑是20世纪杰出的艺术大师。他对油彩的全新运用构建出这个世纪的伟大形象，他不断扭动笔刷，辅以毛纺织物、蜡笔、调色刀、喷漆等工具和材料，甚至以创造/破坏的姿态将颜料投向画布，这类充满暴力色彩的图景，却是艺术家通过丰富耐心和独特品位精心设计的。
尽管很多人认可培根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具象画家，那些未被其流畅笔触和丰富配色征服的人也许会给他贴上“堕落的怪物”或“20世纪灵魂暗面”之类的标签。面对扭曲的人物肖像、尖叫的教皇、歇斯底里的商人和奇形怪状的野兽，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政时，曾经对培根有过一个著名的评价：“描绘恐怖图景的可怕男人”。
对培根的评价常常趋于两极，爱戴他的人相信培根是在为人类经验中的原始、不安和恐惧作像。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常年将培根的作品挂在床脚，一刻都不愿意其离开自己的视线。而赫斯特对这位心中的英雄不吝赞美之辞：“培根与戈雅同等地位。他拥有这样的勇气，进入地狱，与黑暗的物质角力。他最好的作品，会让你战栗不已。”培根最好的图像，会让赫斯特想起“在噩梦中到过的地方”。
培根本人一次在提及自己的作品时表示，他希望自己的画看起来“就像有人刚刚经过”，“像蜗牛留下黏液一样，留下人类存在的痕迹”。
岁末年初，澳大利亚人将有机会亲身感受弗兰西斯·培根诱人的力量，这位已故英国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将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举行，展览呈现培根绵延50年的艺术历程，从1940年代他作为艺术家声名鹊起，至1992年他以82岁高龄去世。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随着他的人生进入不同阶段，他的技术如何发展，主题内容如何变换，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一生都记录在作品中。”
半是醉鬼，半是僧侣
就像他的第一位艺术导师巴勃罗·毕加索，弗兰西斯·培根的作品也是他生活的视觉日记。毕加索，是充满激情的异性恋者，曾将6位不同时期的恋人肖像一一诉诸笔端。而培根是一位同样激情满怀的同性恋者，他的画笔同样描摹过6位恋人的面容。与此同时，二人同样都是危险的恋爱对象，在1998年的传记电影《情迷画色》中，现任007扮演者丹尼尔·克雷格成功演绎了培根的一位恋人——内心饱受挣扎的乔治·戴尔。
影片开头部分，笨拙的小偷从屋顶上摔落下来，被画家抓了一个现行。“脱下你的衣服，”培根上下打量着小偷，舔舔嘴唇，“来我床上，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戴尔和培根的关系是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63年，54岁的培根搬进了伦敦南肯辛顿一处马厩改建成的二层楼房。从此也迎来了他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比自己年轻25岁的乔治·戴尔，一个英俊而健美的小偷，此后一段时期，他成了艺术家最钟爱的模特。
“培根会被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吸引，”英国艺术史学家马丁·哈里森说，“就像他自己的阴暗面，喜欢在肮脏的俱乐部游荡，酗酒、赌博和淫乱。培根热爱冒险，在艺术和生活上皆是如此。戴尔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对艺术一无所知，但他崇拜弗兰西斯，就像一个宠物小狗——这也将他置于危险境地。”
培根对于文学情有独钟，而他的画笔所描绘的也常常类似于狄更斯或巴尔扎克作品的现代版。如果你想一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伦敦风貌，或许可以看看培根作品选集。作家和艺术家、餐馆歌手、油滑的骗子、丰腴的女士、艺术赞助人、法国诗人、金融大亨、意大利富豪、摇滚明星……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等在这里汇聚一堂，在艺术家暴风骤雨般的画笔下，他们的脸孔被扭曲、肌肉被搬动，却又呈现出各自的鲜明特质。
那一时期，培根的狂欢宴饮是非常著名的，据说他每天午后时分会准时出现在惠勒饭店，通常他会点牡蛎和香槟，然后转战一些酒馆和俱乐部，直至深夜或凌晨。“我只想漂流……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看看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1986年接受英国记者梅尔文·布拉格采访时，他作出如此表述。
在俱乐部，他被一大群马屁精和真正的崇拜者围绕着，同时，几位评论人朋友满足了培根对于知识话语的渴望。“即使与他们在一起，培根也会避免讨论任何与他的作品的意义有关的话题，”哈里森说，“他认为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对观众紧张的神经系统创造一幅视觉冲击的场景。人们认为这很难接受，因为培根的作品似乎需要解释。” 培根也不会回答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他相信生活在当下，“我由衷感到乐观——尽管对象是虚无。”
作为艺术家的声望渐长，每天花费十多个小时饮酒作乐，培根同时又保持着苦行僧般的生活规律。无论前晚如何酒醉未眠，清晨6点至下午2点，他在沉默中独自作画，他相信创造力会像炼金术一般从自己的无意识中自然流露到画布上。很少有人进入过他的画室。“培根讨厌别人看他工作，”哈里森说，“这种面对面的方式让他感到局促，感觉对模特是一种伤害。”
通常培根会请自己的朋友、摄影师约翰·迪金为人物拍照，然后将这些照片留在身边作为素材。“培根需要在混乱中工作，”哈里森说，地板上堆满了即将倒下的书籍、杂志上撕下的纸张、成百上千幅照片，“许多照片折叠起来，给予培根以扭曲肖像的灵感。” 颜料棒、笔刷、破布、香槟酒瓶和箱子互相覆盖、堆积，墙上泼洒着油漆，艺术家以此做颜色混合的实验。
即便是培根的恋人也从未获准入住他家，他为戴尔和其他随后的情人支付附近住房的租金，他们受到召唤时才会拜访他。培根从未想过家庭生活。“他讨厌所谓‘亲昵低语’的关系，”哈里森说，“他只喜欢性爱。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肖像画是培根创作的根本。对培根来说，肖像画既不同于抽象艺术，也区别于模仿、类比、描写的艺术。在他看来，抽象艺术脱离不了装饰的蹩脚作用，而模仿、类比、描写艺术则被斥为插图。肖像画是培根“直接与神经系统对话”的方式，是培养直觉和对非理性的理解的路途。纵观培根的肖像画作品，可以看到，这些画前后一脉相承：没有表情，没有心理活动，表现的不是心灵状态，而是实际存在的状态。即便是描绘自己最亲密熟悉的朋友乔治·戴尔、卢西安·弗洛伊德、伊莎贝尔·罗斯索恩等人时也是如此。孤独、苦恼及精神上的无依无靠构成了肖像画的坚固底色，就像共同命运的特征，而这，也正是培根生命的底色。
画出人心中的恶魔
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是17世纪初英国同名哲学家的哥哥尼可拉斯的后裔，他的曾曾祖母曾是拜伦男爵的亲密伴侣——拜伦曾以诗作向其致敬。培根的父亲原本是一位少校，退役后在爱尔兰成为驯马师。与光辉的家族传承，严厉的家庭教育相比，培根似乎是一个注定出走的异端。
年幼的培根患有严重的哮喘，并且对马和狗都过敏，他的父亲为了训练儿子的坚强性格，对此不以为意，甚至常常因其过于女性化的倾向而用马鞭鞭打他。1926年，培根因为在家中试穿母亲的贴身衣物而被父亲逐出家门。
爱尔兰已经显得十分遥远，而成人世界并没有什么恻隐之心。16岁的培根来到伦敦，依靠母亲信托基金中每周3英镑的支出而勉强度日，这段时期，拥有俊俏脸庞的培根同时混迹于底层社会和高雅厅堂两个世界，他做过女装销售员、仆人，也许还做过“小白脸”，他曾在泰晤士报上发布过“绅士伴侣”的求职广告。
1927年和1929年的巴黎之旅，成为培根走向艺术的转折点。巴黎蓬勃的艺术氛围感染了培根，而罗森博格画廊的毕加索画展让培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回到伦敦后，完全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培根以“家具设计师”的身份开启了艺术生涯。不久之后，他结识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艺术家罗伊·德·梅斯特，后者在绘画技巧及艺术史方面对他进行了指导。梅斯特是一位虔诚的信徒，热衷于耶稣受难的场景，而无神论者培根也受其影响，画了一幅鬼魅般的《受难》（Crucifixion，1933）。这件作品被视为革新的序曲，在赫伯特·里德的书《今日艺术》中，与毕加索的作品相对印刷。而今，该作已经成为达明·赫斯特个人的收藏，在澳大利亚进行展出。
不久之后，培根和牛津大学研究生埃里克·霍尔坠入爱河，这位富有的商人抛妻弃子，成为培根的恩客。二人在欧洲到处旅行，在蒙特卡洛豪赌，这一期间，培根也会偶尔作画，完成了一些实验性作品。
二次大战期间，培根因哮喘病而未服兵役，只是在尘土飞扬中勉强参与了国内救护。这一期间，培根的父亲去世了。培根和霍尔寻得一处拉斐尔前派画家曾经使用的画室，培根的保姆也前来与他们会合。在战火纷飞的伦敦城，培根与两位组成了临时的“选择家庭”。
1944年，二次大战激战正酣。35岁的培根以其高度原创性作品震惊了艺术世界——《以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Three Studies for Figures at the Base of a Crucifixion，1944）惊人的橙色三联画描绘了三个卑鄙、咆哮、畸形的人物，灵感来自希腊神话复仇女神三姐妹，同样也表达了介于动物和人、某个时代的噩梦和肖像之间的景象。培根解释该作品没有宗教意义，但象征着人类的残忍和邪恶。培根把这三幅习作看做自己绘画生涯的起点，其后，他开始创作一系列以受难、教皇、独裁者为主题的作品，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体现了对生命本能的敏锐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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