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界在面对“意义”问题时，同样也会遇到麻烦。杜尚、沃霍尔、博伊斯之后，艺术自身的边界变得模糊，艺术品意义生效的途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用西方一些哲学学家的话说，就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