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与自己画笔下的《葵园》。作为中国美院院长，他能够“招安”体制外的人，允许学生在“试错”中进步，却始终为“体制”感到头疼。
王澍的界面有挑战性，我觉得王澍真正的价值在这里。尽管王澍说自己是传统的守卫者，但我觉得这是王澍今天重新包装自己。他骨子里其实有一种反叛的精神。——许江
许江是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第一导游”，这位以画葵著名的画家、中国美院的院长，在王澍获得2012年的普利兹克奖后，被媒体冠以“伯乐”的称呼。
许江写过一篇文章，叫《王澍获奖给我们带来什么》。他头疼建筑界根本没对这件事进行真正的思考：“为什么外国人把奖颁给这样不起眼的一群甚至有点廉价的建筑？这种重视是否带着种委婉的惋惜呢？是不是带着这样一种提示：你们把世界上40%的混凝土砸下去，到底为这个时代的建筑做了什么呢？”
他不希望“王澍的建筑、莫言的文风成为我们今天的某种钥匙”。对那些想建“王澍那样的建筑”的人，他十分不齿：“样式化是艺术创作最糟糕的归宿”。
许江并非王澍一个人的“伯乐”。先锋艺术家邱志杰早早爆得大名，却不惜“倒贴着钱”，一直留在中国美院这个“体制内”任教；画家司徒立在国外开了无数个展，回到国内，他的绘画现象学难觅知音，直到在中国美院遇到许江，如鱼得水；国学讲师王霖2002年被许江举荐到中国美院教书的时候，只有一张技校文凭，许江写信给浙江省考试院，希望能让王霖破格考博士，此事后来在季羡林、王元化、汤一介的保荐下促成，技校生王霖成了“王博士”。
许江喜欢用“诗性”来概括这些人的共性
作为院长，许江提倡美术教育中“试错”：一边试验，一边犯错，一边走向适合自己的那条路；摸不着路的时候，就靠那些“诗性的千里马”带路——这些教学试验，许江都得心应手，惟一让他“没办法”的，是“体制”。
许江希望在他们的学院里，大家可以很尖锐地互相拍桌子：“对有创造性的想法，比如王澍这种人的想法，不用行政的办法打击他，而给他充分的尊重。”
我们的眼睛被奇观毒害了
这个时代全世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感受力缺失，这个问题的存在，不是因为图像太少，恰恰是因为太多。
我们今天的图像，最大的特征就是奇观。大家看过太多奇观，你没去过泰山，泰山日出的照片你老早看过；你没有到过大海，大海的照片你也老早看过。以至于你真的到了泰山和大海，觉得还不如我看照片来得好。我们亲临一个现场、亲历眼前事物的那种感受力，正在衰退。
糟糕的就是，我们看起来什么都看了，但其实什么都没看到。
你们看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或者是关山月和傅抱石的《江山如此多娇》，你们并不觉得那有多好，因为那山水回转并不吸引眼球，泰山日出比它好看多了。但《富春山居图》和《江山如此多娇》画的都是中国人心中的世界。
我们的眼睛已经被奇观、被相机毒害了，以至于自己缺少面向事物本身的原朴眼光却不自知，所以我请王澍在象山营造“大学的望境”，唤醒学生们的感受力。
现在的很多校园，都只是一种功能化的建设：巨大的大门正对着一条大道，宽广、笔直，中间是鲜花；走到底是一个高大的图书馆，38级台阶；右手边是几座巨大的教学楼，中间用长廊连起来，号称同学们学习可以不经风雨；左手边是大礼堂、行政中心；校园一角是个巨大的人工湖，但湖深只有50公分，湖的那一边是生活区。
我知道中国有个设计院，已经设计了一百多所这样的大学校园了。这些大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空、没有山水、没有望境。孩子们在这里，每天就被单一化、工具化的环境侵蚀。
望境并非简单的美丽风景，而是要诉说一种人和山水相望的故事。王澍为什么获奖？因为他在象山建造的不是单体建筑，而是二十多个系统的建筑。有了这一片建筑，才有条件诉说山水的故事。
象山校园实际上是传统徽派建筑语言的再利用。黑瓦、白墙，密密的、严实的屋顶，被切掉一角的三合院、四合院结构。这些建筑语言听起来像魔方一样，但它们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我们的房屋、高台、门栏都形成了不同的面向青山的界面。
象山所在这块地方叫转塘。为什么叫转塘？古老的时候一定有大河从这里转了一下，我们可以想象这座青山其实就在河边。而旧时的建筑，就像传统的徽州建筑那样，所有的巷子都朝向青山。这些巷子我们用到了象山的楼与楼之间，这是我对王澍明确要求的。同学们可以在这些小巷中穿行，远望青山，一季一季。
象山建筑的门总是斜的，窗户也是异形的，看起来像苔点、像点墨。有些地方你走着走着，会发现几道断墙。有个走廊的柱子全是斜的，审建筑的多次叫我拆掉，说同学碰得鼻青脸肿怎么办，我到今天也没有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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